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与其渐渐疏远。
语言文字上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附之，这又将大批士人排出在外。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不得不重入蒙古学校读书。
元朝大一统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赤裸裸的民族分类。第一等蒙古族是战胜者、当权派，自然是龙头老大；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主要指中国北部特别是原金朝辖地的民众，包括了汉族、女真族、契丹族、高丽族等，除此以外也包括较早被蒙古人征服的云南、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民众。第四等，也是最后一等，是“南人”，泛指被元朝最后攻下的南宋辖境内的人民，他们被元朝统治者和前三等人蔑称为“蛮子”。
过河拆桥，是帝王们常用的伎俩，更何况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晓仁义礼智信的虏君。在这种政治高压与民族歧视的政策下，汉臣想与蒙古政权谋求合作，并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几乎是天方夜谭。江南刚平定一年，忽必烈就以“汰江南冗官”为口实，追夺宋朝旧官的告身，把大批旧宋儒臣官员清理出去。
元朝的这种岐视和民族压迫，说穿了也是内心虚弱的表示。蒙古人用草原思维，或者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那种观念，来管理比它更先进的地区，只能让这些地区受到腐蚀，生产力下降，民众不满程度加重，理念和文化遭受破坏，这就从上层建筑方面决定了他们对儒士的态度。
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贱民，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颜如玉，圣人之徒，匠隶不如。汉族士子自隋唐以来以科举图仕进的康庄大道，忽然变成了死胡同。春风得意的向往，随着马蹄声声和膻风阵阵，皆幻化为末路穷途的哭声。
所以，儒士们在元朝“最好”的出路，一是作吏，二是走教职一途。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银两谋职位，因为在元朝，官吏贪污是常态，清廉反而是变态。教职方面，更是僧多粥少，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岗位数目有限，比起现在的两院“院士”还要稀缺，但待遇却极其低下，从山长考上府州教授，不过是准正九品的官。七品算芝麻，这九品又算什么啊？
赵昺知道跨海而来的士子们并非都是走投无路之下前来琼州撞大运的，其中定然也有对大宋仍怀有感恩之情，希望复国的忠良之士，但不论如何也要比那些甘为蒙古人爪牙，为其出谋划策的无良士人强之百倍。再者他清楚一个民族的延续，首先是文化的传承，这些士人正是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者，而蒙元不到百年的国祚也正是因为他们未能融入其中。
既然忽必烈有眼无珠，赵昺当然不能视而不见，若是因为顾及此次未能参加科考的士子，对于那些参加者明显又是不公平。经过审慎考虑，又与众臣商议后，赵昺决定明年三月开恩科，无论是此次落选的士子，还是未能赶上者都可参加，以求聚拢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