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便是了，大宋官员贪腐过去以市舶司最甚，蒲寿庚把持泉州市舶司十余年家资富可敌国，他的钱从何而来，不过是假公济私，贪污公帑，朝廷明知如此却又无可奈何！”赵昺言道。
“陛下所言不假！”庄世林点点头道，他当然知道从前的市舶司是什么模样，上至提举，下至勘验的吏员，甚至装卸的兵卒都伸手要钱，但这些事情在琼州各个市舶司极为少见，官员更是十分廉洁。
“这便是了，只要扎住贪腐的口子，来日我们所获将更多，咱们也要学会放长线钓大鱼！”赵昺笑道。他知道贪腐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不治之症，历史上有不贪腐的官员，却没有不贪腐的衙门。不过他前世却听说过一个——晚晴海关，且再难找第二个。
当今谁都知道在清朝，贪污成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绝不是说着玩儿的。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海关，并写入与英美等国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在这种环境下英国人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基本上杜绝了贪腐，被认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
清朝海关最高长官称“总税务司”，实际上全权负责管理海关事务。面对海关的腐败问题，赫德不想用反贪风暴来改变海关。他要做的是从制度上彻底更新，对腐败来个釜底抽薪。他力主淘汰中国传统的旧式清册，建立一套“严格的、详细的和绝对可靠的”会计制度。新制度对海关税收的上缴和留用有便于查询的记录。
与会计制度相配合，赫德还建立起新的审计制度。他专门设立稽查账目税务司，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对各关财务会计进行监督，每年至少去每个港口检查账簿和账目一次，并且是抽查。因为海关不知道稽查税务司检查什么地方，不检查什么地方，因此他的巡查使一切更加仔细。稽查税务司的权力很大，一旦发现有不正当行为，有权停止任何税务司或关员的职务。
配合上述制度改革，赫德还进行工资制度改革。他认为，为使海关改革卓有成效，必须高薪养廉。但前提是公开透明，把海关关员的收入晒在阳光下。以华人为主的职务，工资虽然低于洋员，但相比当时中国的工资标准，几乎是其他国家行政机关的两倍。除基本年薪外，关员还享有年度奖金和福利津贴。在海关干得越久，待遇就越高，这无形中提高了他们参与腐败的成本。
高薪养廉的副作用便是海关经费的大幅增长。在赫德以前，广东海关每年不过花掉一万多两银子，但在他接任后，经费每年达三百多万两。赫德的理由是：如果不给足够的资金，就无法期望他们保持廉洁。可官员们认为这些经费花得值：在赫德管理下，关税收入迅速提高，海关税收从最初的四百九十余万两，十年后就达到一千一百余万两。到赫德离职时，已经达到三千二百余万两，是原先的六倍多。同时海关税收从约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不到一成增长到了四成。
赵昺当然知道赫德也并非什么善人，其从中也获利甚丰。但此事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贪腐并非不治之症，在中国反贪是有可能成功的，关键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并不难——古今中外尽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难的是我们是否有制定科学反腐制度的真诚，以及将制度落到实处的机制。其因为说到底，，反腐败，非知之难，乃行之难。
赵昺也学着在市舶司试行，效果确实不错。而从另一方面讲看似吃亏的买卖并非全是吃亏，清政府靠着这笔钱又苟延残喘了十数年。当下自己说起这题外话就是告诉几个亲信要算大帐，不要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蒙住了眼睛，他们要算计的乃是复国大业，那些斡脱商人届时失去的将不仅仅钱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