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太后反对军改。
不过赵昺反而并不心急了，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军改的问题，却是涉及到改变大宋三百年的国策，挑战了士人的地位，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而当下武人式微，想指着他们一力翻盘只有来场血腥的清洗，只是又会触及大宋的统治基础，以他自己现在的能力是难以完成治理国家的重任，且也不想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赵昺清楚武人的日子实在不好混，文官跟武将就是天生的敌人，如果文官的活干好了，武将就没什么事，也捞不到好处，而如果武将立功了，则说明文官是一群废物造成了民不聊生生灵涂炭。所以文官通常会说武将的坏话，极力压制武将。
但武人首先也是个人，也有血有肉，可没人重视，且被文官们排挤。好不容易出现几位名将，却都难得善终，不是沉溺于酒色逃避，便是憋屈死，甚至死于牢狱。而统治者呢，一般也会更愿意跟文官亲近，因为文官听话好管理，万一武将造反，这事是最难办的。所以就重文抑武，用文官来节制武将。
武将天然就比文官矮半截，本来就不对付，如此还得服从政治敌人的领导，结果可想而知。而武人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也将当兵吃粮只是当成了一种生存手段而已，以致战事一起，只要粮饷接济不上，战斗的结果往往就是一触即溃，仗还没打呢，军队就散伙了。
军官的素质同样也不敢恭维，很多都是萌荫入伍，因为祖上当官所以也就当上了官，但才能跟祖辈却差的远了，有的甚至连手下多少兵，多少船，多少给养都算不清。所以根本没法打仗，这就是典型御敌无方，扰民有数，不光在大宋朝，放眼整个历史，中国的军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吃老百姓喝老百姓最后还骚扰老百姓，一遇到事，跑的比老百姓还快。
若想改变这种状况，赵昺以为还是需要军改，怎么也得让人家有个奔头，明白为何当兵吃粮，为谁牺牲卖命。而据说文天祥却是力主提高武人的地位，这也可能是受其曾领兵在一线作战的缘故，而他觉着老头儿一直压着未办就料到了会出现此种情况，因此才一直等到征北军回朝。有其加入则己方便占据了优势，而他只需待正反两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再出面召开朝议，来个一锤定音。
到了五月，春播的稻子已经收获，移民们开垦的田地也撒下了种子，三个月后便能收获第二季粮食，就能填补上因为安置移民留下的亏空。而由于琼州水军拦截斡脱商人出洋的商船，没收他们的货物，导致琼州一些商品过剩，赵昺将这些货物推向市场，吸引了不少藩夷商船的到来，另外一些颇有家资的移民也看出了商机，纷纷买船出洋，加入洋商的行列。
另外由于征北军的一番‘骚扰’，外加元水军无力与宋水军争夺控海权。阿里海牙在‘收复’失地后，向忽必烈报捷的同时，建议镇南王欢脱采取封海之策，将沿海三十里之内的居民内迁，只派驻重兵镇守沿海州府，防止宋军再次犯境，并以此隔断内地百姓和琼州的联系，这引起了朝臣们的担忧，不过赵昺却不那么悲观。
禁海之策在赵昺看来同样是把双刃剑，在隔断内陆与琼州联系的同时，也等于让出了沿海大片土地的控制权，即便其在沿海州县布置了重兵，但是其根本无法看顾到漫长的海岸线，也无法修筑一道沿海长城彻底隔离与琼州的联系，反而会在两广沿海形成一道宽度达三十里的权力真空地带。
依照现代的划分，宋朝虽然丢掉了大片国土，首都被攻破。可中央还在，首脑尚存，即使只剩下海外一隅，按理也不能称为亡国，只是分为国统区和沦陷区。不过这两个区并非能被严密隔离的地域，中间会穿插着无数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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