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王朝一样，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拥有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世俗权威。但按照宋人的政治理念，君主的“最高权威”应当是象征性的，而不是表现为实体性的执政权。这一点，跟后来标榜“乾纲独断”的明清政体很不一样。理学家程颐解《周易》，提出：天子只是天下的主权者，宰相才是天下的治理者。表明在他的理想中的君主只是一个以德居位而任贤的象征性元首，所向往的其实是重建一种虚君制度，一切‘行道’之事都在贤士大夫之手。
别看赵昺只研究了这么几天，他就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程颐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代表了理学家的一种共识。如北宋名臣富弼告诫宋神宗，现在政务“多出亲批，若事事皆中，亦非为君之道。脱十中七八，积日累月，所失亦多。”显然，富弼反对君主“亲批”政务，即便是皇帝天纵英明。南宋理学家陆九渊也说：“人主高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表达的也是虚君的意思。
以赵昺所知和理解，这种政体更与近现代的君主立宪制，等于将皇帝架空了，失去了处理政务的权力。如此一来那国家应该由谁来治理呢？宋人认为，是宰相。用程颐的话来说，“天下治乱系宰相”。宰相是政府的首脑，职权就是：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
那这时候傻子都明白了，宋朝的政体实际上包含了双重的“二权分立”：首先是君权与相权的分立。政权归于君主，治理权归于宰相，用宋人的话来说是：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君主的权责是任命宰相，宰相的权责是组阁，治理天下。君主与宰相“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君主若是侵夺宰相之职权，则属违制，将要受到群臣抗议。而这个‘制’以赵昺的理解就是士大夫们根据太祖的誓言碑炮制出的‘祖宗家法’。
赵昺曾试图从各种文献中找出这个祖宗家法的具体内容，以便好好研究一番，看看是否能找出破绽，但是他很快发现这都是徒劳。暗骂这些士大夫们真是太坏了，所谓的祖宗家法不仅内容庞杂，外延模糊，也缺乏系统性的成文解释，让你摸不着头绪，找不到根据，但是又无处不在，恨的他只想用‘草泥马’问候他们祖宗十八代。
最后赵昺只能化繁为简，总结出虚无缥缈的祖宗家法的定义和范围，此乃是宋王朝的宪法性惯例与文件，旨在约束君主行为、规范政治构架，这一点跟限制士民的一般性法律有着本质的差异。当现任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为时，士大夫集团往往就会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让步，也就是说针对的就是皇帝一个人，与他人无关……
“好了伤疤忘了疼！”赵昺气呼呼的边走边说道。
现在众臣要上疏开经筵，他们想要干什么，赵昺心中当然明镜似的。当前自己逐步参与朝政，控制了军队，且无视各种‘规矩’已经让那些士大夫们看不过眼儿去了。但他们也知道想要换掉自己或是利用年纪尚幼阻止自己接近朝堂并非易事，也极易引起他的反弹，恣意妄为起来不是他们所能阻止和接受的，因此欲以柔克刚，想利用祖宗家法将自己束缚起来，然后再利用经筵逐步驯化自己，变成他们心目中的明君。
事实已经证明，大宋的这种对皇帝教育方式是十分失败的，培养出来的皇帝缺乏血性，多了怯懦，以致在历次对外战中都难以取得胜利，不得不花钱摆平，最终输的一塌糊涂，连裤子都丢了。赵昺觉得若非自己从天而降，如今大宋朝已经成为历史了，哪里还轮得着他们教训自己。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士大夫们不从中反思，总结教训，寻求改变，却依旧试图将自己培养成他们所理想中完美的明君，以维护本集团的利益。
“谁惹陛下生气了？”倪亮不明所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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