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此事朕以为不过是兄弟之争，帝位之争与利益之争，朋党之争，说起来还是一家之事，一国之事。而这些事情也是有渊源的，若是一股脑的以此作为罪状强加于纣王帝辛身上也有失公允。”赵昺听出老头儿一时接受不了自己的‘偶像’们出了这么多的丑闻，便放缓口气说道。
“唉，臣枉读了一辈子圣贤书，有些事情居然没有陛下看的清楚！”应节严突然叹道。他是聪明人，也熟知这段历史，过去只是没有想到这些，当然也不敢妄自议论圣贤，否则被唾沫淹死的就是他。现在小皇帝大胆妄言，在加上他沉浸官场多年，又多次经历了官场的倾轧，想通其中的关节并不是难事。
其实商朝建立后便存在两大势力的争斗，那就是神权和王权对权力的争夺，自帝武乙戏弄神祇，“革囊盛血”以“射天”，至帝辛，四世之中，王权与神权之争愈演愈烈。虽然经四代商帝数十年的奋力搏击，王权占据上风，成为统治主导力量，但神权数百年的无上地位，致使队伍庞大的神棍们不甘心失败，一而再地与王权相抗衡，力图再现伊尹、巫咸等时代超越王权的辉煌。
至帝辛时，由于帝辛的分外的强势，神棍们撼之不动，便勾结外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为倒商的急先锋。曾经是商王朝中坚力量的祖宗一元神教，最终成为动摇商王朝统治基础的主力。这便是帝辛罪状中的“昏弃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郊社不修、宗庙不享”，“慢慢鬼神”，甚至调戏女娲等等罪状的由来。
而正是帝祖甲的礼制改革引起了王权和宗室贵族间的对立。其改革不仅是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而且废除了王位继承和国家大事中的贵族公议制，使商王朝彻底泯灭了酋邦制的最后残余，完成了从酋邦制向国家、帝国的转进，在国家形态上迈进了一大步。当帝武乙一力打压神权，巩固王权，商王朝才真正进入了帝国形态。
可商王朝的贵族在商帝国的实力是如此之大，虽屡经打压而依然坚挺，不得已，商王朝的几代帝王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手段建立自己的王权架构。帝武丁做为商王朝武功赫赫的大帝，在欲用千古名相傅说时，仍不得采用“先帝托梦”的手法以掩饰其真正目的。
前人造的孽，终于报应在了帝辛身上，而到帝辛掌权时，帝国内部已四分五裂，神权、王权之间，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之间，帝权与贵族之间，诸多斗争已积重难返。以致他竟落到无可信任之人可用的地步，只好重用外来的费中、飞廉、恶来等，而这又引起了反对党、尤其是贵族一系的强烈反弹。
神棍和贵族两群人虽利益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帝辛。而费中，飞廉、恶来是抛弃了自己的氏族来邦助帝辛的，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是引起公愤的。因而，帝辛的罪状中的“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等罪名便是由此而来。而神棍们、王族反对党、贵族们的怨言亦成为帝辛的罪状“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力行无度，播弃犁老”、“崇信奸四，放黩师保；屏弃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等等。
“先生又何必如此呢？”赵昺让人换了茶说道，“说起来纣王帝辛落到如此恶名，责任更多的应由战国诸子来担，他们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需要，正如荀子所言无不‘案往旧以造说’，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此不惜修改典籍，歪曲史实。为证明仁义重要，就举帝辛不仁不义的事例，没有事例可以如苏学士那样想当然耳；为证明尚贤、用贤的重要，就举帝辛残害忠众以亡国的教训；为证明天道亡国，就制造帝辛斮朝涉之胫、刳剔孕妇的实例；为证明防微杜渐的作用，就制造帝辛为象箸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