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爱国主义的豪言壮语和英雄气概便全是一一落空。
既如此，那么皇师不举，失地不收，究竟是皇帝朝廷无心于此，还是军队兵将无能？如此糟糕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管理状况，文官集团、文人阶级有深刻的反省和认知么？即或有识之士有所察觉，也是徒有道德空论，忧患情绪大于政治改革的洞察与操作。即使在宋人的策论里，也是空论“和或战”的主题，只在道德意义上奢谈国策，并不致力于反思这些难题。
当真是宋代这些士大夫阶层都是鼠目寸光之辈，士人皆是空谈之辈吗？赵昺以为也不是，而是这些人在当前的制度之下不愿不能反思这些难题。众所周知当有宋进入到一个近代性的经济世俗社会的时候，其政治行政组织却反而形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管理系统：一方面是文官官僚统治相当庞大繁复，另一方面却依然是一个极简单的中央集权制度。
一个富庶而庞大、乱七八糟而腐败、涣散而内耗、享乐而过度斯文、懦弱而自私、退缩而保守、道德而虚荣的国家，这就是宋代整体的实质形象。于是制度混乱，管理冲突，腐败丛生，一切都缺乏有效性和优质运行的力度，而腐败日渐泛滥而无法禁止，导致人心、士气、民族精神涣散，徒有焦虑，萎靡不振，茫茫然，前后失据，艰难应战而屡屡以惨败割据赔款告终，一种颓丧失败的气氛弥漫社会，同时激起偏激愤懑、沉郁顿挫的精神心理障碍症。
除此之外，宋代士人最大的难题是在爱国与忠君之间产生了无可逾越的政治障碍。宋高宗赵构害怕北伐胜利夺回被俘的父兄，自己的皇位就要退还，所以主观上宁愿以财物金钱领土收买金人，同时指使宰相秦桧执行投降政策，又经营排除军人拥兵自重趋向之制度，甚至不惜以莫须有的罪名自毁长城，置名将岳飞于死地。皇帝这样极端自私的行径，在士人笔下有真实的追究责问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