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如其心中若有大义，此国破家亡之际，君王蒙难之时他为何不死，还要苟活于蒙古人铁蹄之下。那些随之鼓噪之人的心恐怕担心的是也文相不肯按照其所想，是否敢于牺牲自己担忧不已吧？其实他们也不过是群胆小鬼，自己不敢死却一心想让别人死，都是些什么东西！”赵昺笑中带讽地说道。
作为有着现代人思想的赵昺对这些人的想法实在不敢苟同，他知道有些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道德崇高下对生命的冷漠，那就是对于为敌人俘虏的士人，与被玷辱的女子，都希望能够以死守节。他们也许会善待俘虏的敌人，但不幸被俘或遭侮的自己人，如果不能迅速被杀，则最好及时自杀，以保持士人或者女人的贞节，反正是“期待”他们死掉。
投降或屈服，意味着随后无尽的骂名，如果被放回来，那与屈服和变节的结果差不多，一生中也会在道德歧视中受尽屈辱。当然，希望俘虏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杀的人，却是没有牺牲的危险的，他们“安全”地道德观望和审判，其任务只是给女人列贞节牌坊表彰，流传烈士的英雄事迹。然而，王炎午的祭文，在道德高调主义的热情、壮烈下，同样掩盖不住对基本生命关怀的冷漠。他不是站在文天祥的生命立场来看待文天祥，而是以自己渴望却不为的道德圣人标准，去要求妻离子丧的文天祥为了那个道德理想牺牲。
道德价值的实现，特别是需要生命的损害和牺牲，完全是个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王炎午劝死文，是对文天祥生命的不尊重和冷漠，它的出现，并非什么文化荣耀，反是一种文化悲哀。文天祥的生死，需要他自己的抉择，他的生命权只能由其自己支配；其他人，无论用多少圣洁的理想或者标准，都没有要求别人去死的权利。而赵昺同样以为自己的生死同样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却不是眼前这位一身‘凛然正气’真的会在失败之时背着自己蹈海的陆秀夫……(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