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不见得比不上民主政治，虽然独裁会严厉剥夺许一些人的自由，“如苏俄之于资本家，德国之于犹太人，然它们之能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换言之，钱端升认可那种以自由换福利的独裁模式。对于未来的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得很明确，他呼唤独裁政治，而且希望国人不要再提倡什么民主政治了：“究竟进步党是否有独裁中国的可能，如果没有，何人或何党将为中国的独裁者，这些是本文范围以外之事，故不必再予推测。我所要重复说的是：中国需要生产上极敏捷的进步，而要达到这目的则最好有一有力，而又以全民族的福利为目标的独裁。为早使这独裁能实现起见，我们再不要耗费精力于永不易得到、且得到了也无实力的民主政治的提倡；我们更要防止残民以逞的独裁之发生。”
在蒋廷黻钱端升等“独裁救国论”者的文章出炉之后，“民主救国论”者的主将胡适接连写了好几篇文章回应。其主旨基本一致，即认为在当前的中国，既没有**的可能（国民素质太低），也没有**的必要（民族国家的成型并不一定需要**）。胡适之外，赞同“民主救国论”的大有人在。常燕生即宣称“**武力统治没有前途，应该走民主德治之路。”
与蒋廷黻、钱端升等人有所不同，常燕生更关心“既具备武力，也具备道德感召力的政治势力”即“中心势力”的五项原则。常氏认为：“切实说起来，中国今日国基之所以不安定，完全因为没有象普鲁士，撒丁尼亚那样的有历史背景的中心势力可以凭借，改良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也是这个原因。今日中国要谈建国，要谈统治，必须先从创造中心势力入手。一个中心势力的造成，不是全靠武力能济事的，所需要的是道义上的力量。一个中心势力应该使人民仰之如慈母，奉之如严师，至少也要使大家觉得彼善于此，这一层若办不到，根本难望树立起中心来，而武力统治的政策却正和这个希望相反，断难有成。”
常燕生态度鲜明地支持胡适：“我根本赞同胡适之先生‘无为政治’的意见，中国今日已经民穷财尽，人民所唯一需要的是休息，不但任何性质的内战外战完全与人民的希望相反，即所谓生产建设也是现时人民力量所担负不起的。”
“中心实力派……在最初，他应该与地方实力派相约，制定几条保障民权的**，这就是葵丘之会的盟约。盟约定后，中心实力派应该首先在自己的领土内切实实行，首先成一立民意的机关，首先做出‘尊民’的榜样。然后昭告‘天下’，敢有蹂躏民意，遏制民权的，与天下共击之。如果中心实力派真能这样做去，我相信各地人民不是全无血气的，他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仗中央的声威，靠法律的保障，和地方实力派算账。在地方实力派与人民的权利冲突之中，中央政府可以乘机仗义执言，逐渐削减地方割据势力的权力，培植民权的基础，国家的真正统一，只有在这样民权伸张之后才能实现。武力和**的结果，只有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实力派反得挟持民意以与所谓中央者抵抗，国家是永远无办法的。”
出现这样的“民主与独裁论战”，对杨朔铭来说，既有些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能够出现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才是正常的现象。
而受西方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影响的独裁论，则随着希特勒的去世而声势大减。熟知历史的杨朔铭，对于希特勒之死给全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了解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因而才会说出那样的话。
“施特拉塞尔虽然对社惠主义有认同感，但若是他掌权，德国并不一定会发生‘赤化’。”水井说道，“他和斯大林不是一路人，也许会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但不可能走到一起去。”
“但是德国和苏联目前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合作却日益紧密。”江雪莹说道，“我听说苏联人已经建立了一支坦克部队，规模已经超过了我国。”
“这一点我们需要特别注意。”杨朔铭明白江雪莹在提醒自己需要注意苏联方面的动向，点了点头，“将来主宰陆地战场的，就是这钢铁洪流。”
在结束了会议之后，杨朔铭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记起了刚才江雪莹说过的话，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儿，一位情报军官将有关苏联坦克部队现阶段情况的情报送了过来，并附带有一些照片。
接过文件之后，杨朔铭将它们打开放在了桌子上，他并没有急于去看文字的内容，而是将目光集中到了那些照片上。
杨朔铭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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