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了帝权，实际上控制着蜀汉，这主要表现在刘禅实际上掌握着最高大臣的任命权。
费祎死后，姜维执政，蜀汉进入最后十年的急剧衰亡阶段，日趋没落。蜀汉猝亡之时，国势并没耗尽，本还可能苟延，但这种可能之所以没成为现实，作者认为主要与后主帝权失控和他的仁德有关。后主帝权失控表现在不能很好地控制姜维，而姜维北伐多以失败告终，极大耗损国力；帝权失控还表现在宦官黄皓干政上，黄皓的无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蜀汉的猝亡。
关于后主的评价，历史上主要有可次齐桓、中常之君、昏弱之君三种。《三国志》作者陈寿持中常之君的观点，评论“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昬闇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而持刘禅是昏弱之君看法的，则占了绝大多数。
《三国蜀后主刘禅新论》的作者认为，对刘禅的评价是一个综合课题，不可一概而论。从帝业来看，诸葛亮南征北伐都是刘禅为帝之后的事，不能说与刘禅完全无关。刘禅营造了一个安定的大后方，本身就是巨大贡献。在蒋琬、费祎时期，刘禅无为而治，维持了国家正常发展。故帝业上不能完全否认刘禅，应该说其不失为中常之君。
至于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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