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2月，前所未有的寒流席卷着这座历来被看作天子门户的城市，中华大地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这一年达到了顶峰，甚至波及到了香港，已经初露端倪的上山下乡风搅得到处人心慌慌。相比起农村，城市生活还是相当优越的，每月粮油多少有点保障，虽说吃不饱，但毕竟比乡下的白薯面强的多，度荒（1959年-1961年，波及全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民间又称“度荒”）的阴影在人们心头的烙印实在太深了。
作为校革委会的书记员，张国忠最近满面愁容，因为革委会交给他了一个十分不靠谱的任务，就是写一篇批判封建迷信的文章。
张国忠是个中专老师，原来在这学校上学，后来因为成绩好，留校当老师了，别小看中专，那个年代，考上中专可比现在考清华大学难度大的多，文革以前，考不上中专的人，才去上高中，一直到改革开放中期都是如此，那时的中专毕业生，绝对算得上真材实料的知识分子。
对于毕业时语文近乎满分的张国忠而言，一篇批判文章简直是信手捏来，小到校长书记、大到二战名将，只要到了张国忠笔下，绝对就成了无药可救的人渣。但是对于眼前这本从校党委书记家抄出的清末版《茅山图志》却实在无从下笔。
书里写的，全是一些什么如何降妖捉鬼一类的方法，还有一些类似于武术的图解，一些自己从来没听说过的植物器物以及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以及这些东西怪癖无比的使用方法，更让张国忠摸不着头脑的，就是记述着如何解决一些看似生病的人体症状，但方法非常匪夷所思，例如房檐下的土、喝泡着古代铜钱的香油一类的东西，完全不着边际。
写批判性的文章，是要有理有据的，这也是革委会的要求，你说这东西是坏的，必须说明前因后果，坏在哪里，为什么坏，给群众带来了什么坏处，什么样的东西不坏云云。如果是批判《聊斋》这类的神化传说，倒还好写，但眼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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