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救药的吏治，这是卖方与买方双方的利益和性质所决定的。政府在出卖官职的同时，也把政府的尊严、官场的廉洁与官员应该遵守的责任与义务全都折价变卖了。这种情况，朝廷也心知肚明，可就是不愿意停止下来。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道光皇帝在召见官员张集馨时就曾道出了他的担心：“我最不放心的是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张集馨问捐班既然不好，何以还准开捐？道光皇帝拍手叹息说：“无奈经费无所出，部臣既经奏准，伊等请训时，何能叫他不去，岂不是骗人吗？”
晚清时期，内忧外患，国势日弱，国家财政确实十分困难。为了开辟财源，以卖官鬻爵为内容的捐例之风大开，这是政府道德与政治智慧的严重滑坡。卖官买官的结果，不仅造成国家的名器不尊，仕途拥塞，还导致清王朝官员素质的严重下降、吏治的日趋腐败、民心的逐渐丧失，所有这一切，都无疑大大加速了清政权衰亡的历史进程。
“近十年来捐途多而吏治坏，吏治坏而事变益亟，事变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招乱之道也。”慈禧太后说道，“这原本是饮鸩止渴的事儿，起初是为了评定发逆捻贼，又有洋人为患，不得不广开纳捐，如今与洋人交好，国内又是平定了回乱，断不可再行此途，若是再如此下去，再多的京察大计都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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