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的列强就证明过。所有参军过的人都知道：拿一个比较优秀的班集体中的同学情谊来类比非革命军队中的战友关系是完全不恰当的，后者的本质更类似于所谓“一起同过窗”的狱友或难友，不是因为一起生活或一起来玩来沟通关系成为朋友，而是因为一起受难而成为朋友。这种“难友之情”般的战友关系显然只可能在同一时间入伍并进入同一个集体的人中存在，把跨年份的新兵编在同一个班里甚至同一个连里都像把新犯人送到监狱里老犯人群里一样是十分糟糕的事情。这就是处于非正常年代里中国新建部队相比和平环境下“按制度来”的两年兵或三年兵最大的优势。集体并非流水的兵，而是从一而终的一个集体，这种优势就连二战德日军队也不可得，只能以同乡地方主义来做为另类化的弥补了。
不论是过去的国军还是现在的大陆军队，当一名军校生向一名连长讨教如何带兵的时候，后者都会告诉前者：“不要让他们有闲有时间，不论干什么，消耗掉他们精力与时间即可---当然前提是你有这个条件。”
戴民权便按照从列强军队里流传下来加上一点儿自我创造的办法，让士兵们从入伍后不久开始从大面积的锄草整理靶场与强制性的俯卧撑开始进入到严格、紧张而有纪律的生活中去了。后发现这时代的优秀年轻兵源与和平环境下的工业社会中人完全不同的一个优势：地主富农那里经常扛活的他们不太过敏这种性质的体力锻炼，甚至不在乎“步校步校跑步学校”那一套。于是又增加了纪律性训练内容的权重，不要说长时间队列训练。就连进行射击训练也要长时间的扒着或站着一动不动的瞄准目标很长时间。
阶级社会下和平年代的政府军，使士兵懂得为何而战简直是一种奢望。即便是二战时期的德日军队也只有少数师级单位能做到。为了回避前线而到处走动关系的人不要说79年后的大陆军队中存在，在二战德军中也普遍存在。虽然后世发达国家和地区和平年代都能逃避兵役的现象在此时各国并不广泛存在，而畏战思维其实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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