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是最起码的专业准则。对我们来说每一分一秒都是在跟死亡的较量中孰胜孰败的关键，容不得有半点疏忽。去年我参与监督新进实习医生的考试，九点考试钟声敲过不够两分钟，便有一个小伙子急冲冲的赶了来，跑得满头都是汗。主考官是我大学时的导师，现在养和的行政总长曾华成，二话不说把他拦在了门外。那小伙子的眼神中极尽哀恳，曾sir却不为所动。看那孩子垂头丧气的一步一回头的挪着身子离开，我心也不禁恻然。我知道这很可能意味着他的医生梦就此破灭，很可能意味着数十年的寒窗苦读尽成一场空。“一个连守时都做不到的人，没有资格成为医生。”曾sir望着他的背影冷冷的说。我叹息着答：“希望他能吃一堑长一智罢。当不了医生，还有很多的其它选择的。”曾sir不以为然地摇头，“要是连这样的坎都过不去，那更不必去当医生了。”
我的这位导师是当年纽约州立大学医学院里唯一的一位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教授。是他带我入门，教会我医术、医德、医者仁心。前两年他从美国受聘回港，执掌养和，再次相见，我已经是急诊科的顾问医生了，总算是没有给老师丢脸。我曾在庄园设宴给他接风洗尘，庄恒也陪在一旁。这两个人说起在美国的往事，庄恒居然还向老师提起当年帮我赶报告的典故来，大大的糗了我一番。还记得曾sir冲庄恒笑道，“庄先生不介意蕴茹出来工作，如此大度，实在是难得。”我真是啼笑皆非了。怎么我辛辛苦苦的工作，而外界从媒体到导师，乃至身边的朋友全都赞美庄恒去了？敢情那书是他替我读的，手术是他替我做的，夜是他替我熬得不成？可气的是这平白受了赞美的人居然一点推功的意思都没有，还很是宠溺的看着我笑说，“她喜欢就好。”
无论如何，老师的教诲我谨记在心，时刻不敢或忘。既然我不愿呆在家里过我的贵妇生活，既然我决定要穿上白袍承担起生命的重量，那我就和所有普普通通的医护人员一样了。在生与死面前，无所谓贫穷富裕，无所谓身家背景，无所谓豪门竹门，有的都是一样的对生的期盼，对死的无奈。
刚要进医院大门，耳边却传来福庆的喊声，“太太，太太。”我困惑的回头，果见家里的车子停在路边，福庆向我跑来，手里还拎着保温盒。我看她跑近，不禁皱起眉问，“你怎么来了？”她将保温盒递到我的手上，喘着气道。“先，先生要，要我给您把早餐送来，怕，怕您顾不上去买，胃又疼了。”我愣愣的看着手中的食盒。这些年颠倒黑白的忙，胃是一直不大好。饿的时间久了，就会隐隐犯疼。有两次疼得厉害，着实把家里人给吓着了，崔炯给我详细的检查过后，明明白白的告诫我不能再这么折腾下去了，饭要按时吃，酒不能再碰。庄恒当然也是知道的。我涩然一笑，对福庆说，“行了，你回去吧。”说罢便径直走进医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