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很好的方法解决。
僕那时还没有下学，初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总也要想着方法去解决。他说服他老爸，让他帮助主编解决这件事情。他老爸同意了。
僕的解决方法很简单，是私下解决，不必要闹到以法律途径解决。于是出现了开发商，主编，沈辉和僕四方协商的场面。沈辉看着他们三方全是有钱有势的人，自己肯定斗不过他们，便想着歪点子战胜。
僕先前提出的意见，是开发商和沈辉要对这次工程质量不合格负责，主编要为这次事件的夸大化负责，至于怎么个负责法，四方都没有达成一致性意见。
首先是开发商，他认为自己的监督小组只是监督工程进度，避免延误工期，至于工程质量问题，在合同中有明文条款，是由工程队全权负责，因为开发商付了钱，就不会在多余去管理工程队和工程质量，所以不同意接受责任分摊。
其次是沈辉，认为自己是工程队长，对工程质量问题是应该负责，但并不是全责，而应该只是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只是个人应该担的责任，与他身后的农民工没有关系，开发商应该按照合同规定偿付工资。
最后是主编，她认为自己很无辜，作为杂志社，关注社会热点，揭露社会真相，是应有的责任，而现在却变成报道真实要遭受损失，这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主编不但决绝承担责任，而且还要向开发商和沈辉索赔。
而僕呢，他作为他老爸公司的代表，并不具有法律监督人的资格，只是第四方的见证人。
第二次会谈时，其他三方都坚持自己的意见，唯有僕改变了主意。
僕争得他老爸的同意，提出，开放商担负百分之四十的责任，沈辉担负百分之三十的责任，这百分之三十由他个人全部承担，所以不对他进行工资发放，反而还要在拿出十万块。至于主编是事件的间接受害人，应当得到百分之十的赔偿款。这一算下来，有百分之四十的差额，由僕老爸的公司担负，但并不是无偿担负，要求得到百分之四十的工程区。开发商同意了，主编也同意了，唯有沈辉又提出意见，说自己忙活了一年多，不但一分钱没有挣到，还要倒贴钱，表示不服。沈辉的矛头指向了主编和僕，利用社会上对他的支持，抨击主编的杂志社，和批评僕是黑心的商人。无奈之下，主编向法院控诉了沈辉，沈辉向法院控诉了主编和僕，开发商成为局外人。
最终的结果，是经过一系列的法律程序和私下调节，法院同意私下解决的途径，即僕提出的意见，但是控诉沈辉以包工头名义，收黑钱，却不履行责任，而引起工程对市民的危害的罪名，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半年执行。
“也许你不相信那时的黎明僕会作出这样的事情，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绝对是他能够做出来的事情！”郑婉怡又吃完了一包薯片，我真是怀疑她这样能吃，为何身材还是那样的纤细如柳。
我听她讲完这些，如果还能保持镇定，倒真觉得没有人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