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在外婆家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都生于五十年代。他们50后这代人的命运，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很深，所以三个人被分在了三个不同的城市。
我大舅是文革前的最后一批大学生。当年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认识了我舅妈。我舅妈是上海人，因为是家里的独女，所以大舅毕业后便留在了上海，在上海成家立业后，便生了比我小一岁的表弟“王宁”。
我妈妈当年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期高考。虽考上了大学，但由于外公的思想非常保守，总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便让我妈妈放弃了读大学的梦想，留校当了一名辅导员，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爸，有了我。
而我的小姨，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爷爷提出“上山下乡”决策时，感到最光荣的知识青年。她年轻气盛、意气风发、一心向党，主动请缨去了湖北最穷的唐县。在接受唐县贫困中农再教育时，认识了在那里土生土长的姨爹。
我姨爹虽生在贫困山村，但人却长得一表人才，不但性格温和，做事更是能干利索，对我小姨那是百依百顺，两人很快便陷入了热恋之中。后来小姨未婚先孕，不经家人劝阻，硬是在那偏僻的乡村落了户安了家，还先有了大我一岁的表姐。
表姐还未出生的时候，我姨爹便取好了孩子的名字。因为我小姨叫“王晶萍”，所以姨爹说不管男孩女孩，都叫“陈爱萍”。幸好生出来的是女孩，如果是个男孩，我还真难以想象长大后会如何接受这么女性化的名字。
陈爱萍的名字虽然土气，但却承载了姨爹对小姨的深深爱意。在我长大后，每每听到小姨和姨爹这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时，我都很钦佩小姨在那个年代敢爱敢恨的情怀。
只是思想太过传统守旧的外公，却因为此事而大发脾气，终因脑溢血抢救无效而早早离世。当然，这些父辈的往事都是长大后外婆讲给我听的。但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小姨比我妈妈要幸福好多。
小时候放暑假，妈妈经常带我去唐县玩，每次都是我姨爹掌勺做饭，还带着我和陈爱萍到山里打野鸡、抓鱼虾，到小河边游泳嬉戏。小姨则什么也不用操心，一心一意陪着我妈妈拉家常。
但在妈妈看来，她却总认为小姨嫁亏了。说在山里这么贫穷的地方吃也吃不好，住也住不暖。再看看我爸爸为我们创造的优越条件，妈妈常常落泪感叹。
一个是山窝窝里勤劳顾家的穷小伙，一个是事业有成但顾家甚少的青年才俊。到底嫁给哪种男人才会幸福，我现在都还很迷茫这样的选择。不过还年幼的我，对这个问题是不会有什么深究的，只是一到暑假就期盼着去上海或是唐县，一到寒假过年就巴巴地望着他们能早日来楚江陪我。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过年。那个时候过年可以放鞭放烟花，特别有节日气氛。大舅和小姨两家人都会回外婆家，他们大人打通宵麻将，我们小孩就像放了鸭子似的，天马行空地任我翱翔。
他们每次来外婆家，我都是一副小主人模样，带陈爱萍和王宁到天坛上放烟花、用废弃木料搭房子、跳皮筋；躲到公共厨房偷吃别人家炸好的圆子、蛋饺。
王宁最喜欢跟着陆凌峰跑，他们常常趴在楼道里拍洋画、打珠子，被大人们唠叨着说把过年的新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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