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然后再用这种药去解毒。试验的结果是屡试屡验，充分有效。以后，这个解毒药又经过了尼禄皇帝时期的一些医生做了改进，直到公元后2世纪，阿里纽斯（marcusaureliusantoninusaugustus），你们中国通常叫他奥古斯都，担任罗马帝国的皇帝的时候，才由罗马皇帝的御医盖伦做了最后定型。所以，后人也称这种解毒药为“盖仑丸”。
这种药不只是可以解昆虫和其它动物咬伤引起的中毒，还可以治疗其它疾病，尤其是与中毒有关的疾病。所以，欧洲人把它叫做“万应灵丹”，英文叫做universalpanacea。唐朝苏敬写的《新修本草》，也就是《唐本草》，在禽兽部记载了这个药。
事实上，唐朝的医学对外开放程度很高。许多官员都接受过拜占庭医生和景教教徒，也就是基督徒的治疗。据史料记载，唐宪宗李纯，唐玄宗李隆基，唐天宝年间的大将杜环，都是接受过拂菻医术治疗过的著名人物，而且疗效很好。
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早在唐朝的时候，中医与拂菻医术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已经暴露出来了。一些中医生也在向先进的拂菻医术学习。比如，前面提到的高宗侍医秦鸣鹤就自觉学习过穿颅术……。”
王木木知道，卡巴斯基的话免不了有夸耀的成分，但其真实性可信。自已还依稀记得：卡巴斯基说的“底也伽”到19世纪的时候，这个药还在用。当时，还有人分析出里边的有效成分有64个。还有，这个药，在明朝末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用汉文撰写了一部《职方外纪》，其中称：“土人制一药甚良，名的里亚加，能治百病，尤解诸毒。有试之者，先觅一毒蛇咬伤，毒发肿涨，乃以药少许咽之，无弗愈者，各国甚异之。”其中的的里亚加也就是“底也伽”或“盖仑丸”。
王木木知道，卡巴斯基的话都是有源之水，并非空口说白话，比如穿颅术，公元前4000年前的古代秘鲁就有头颅开刀的手术了。
王木木还知道，卡巴斯基说的印度向中国输入医术的事也没错：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在西汉的时候。从那个时候起，印度来华的僧人在向中国人传佛教的同时也传了印度医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关于印度医术在中国的作为就已经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了。后来，一些研究佛教医学史的学者发表意见说，晋朝道士陶弘景和葛洪记载的某些医方属于印度医术，不属于中国医术，甚至还有人为此找出了确凿证据。到了隋朝，印度医术已经有不少翻译著作出版了。《隋书?经籍志》就罗列了10部从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目录。
现在的王木木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即，早在唐朝的时候，中医与拂菻医术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已经暴露出来了。一些中医生也在向先进的拂菻医术学习。到宋朝，国势日渐衰微以后，能够控制的领土也越来越小，诸如此类的学习过程就中断了。
在南宋灭亡之后，中医遭遇了回回医，也就是阿拉伯医学。我国有人把回回医写成“祖国医学的组成部分”。其实错了。回回医是我们中国对阿拉伯医的一种说法，它属于阿拉伯医，不属于中医。有不少史料显示，回回医在中国威信曾经很高。一些中医束手无策的疾病，回回医可以轻易地解决。据元末陶宗仪所著《辍耕录》第224卷的一个记载，与唐朝秦鸣鹤做的那种穿颅手术相类似，回回医在我国做过开颅切除脑瘤的手术。这显然也是中医所望尘莫及的。不用说当时那些牛皮吹得咕咕叫的“金元四大家”完不成这样的手术，就是21世纪的“名老中医”也未必能完成这样的开颅手术。
王木木知道，回回医即伊斯兰医学，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诸民族的古代医学，其主体是公元8一10世纪形成的阿拉伯医学。伊斯兰医学继承了古希腊医学的哲学原理和医术理论，即希波克拉底创立的“地、火、水、风”四元素说、“冷、热、干、湿”四察性说、“黄胆、黑胆、血、痰”四体液说等，又充分地吸收了阿拉伯等地中海周沿地带的诸民族的古老医药学遗产，并容纳了古代印度、波斯、中国等东方诸国的医术与药物学知识，因此，它是中古时期的比较先进的医学。其中阿拔斯王朝(749一1258，中国史称大食国)的医学家拉齐(865一925)的《医学集成》、阿里?伊本?阿拔斯?麦朱西(994年卒)的《医术全书》、伊本?西那(980一1037)的《医典》。后成为欧洲诸医学院校的教科书，特别是《医典》，被西方人喻为“医学上的圣经”。它们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发挥过重大影响，对现代医学的诞生有奠基之功。同时，它们也传到了亚洲的东方，也影响到了中国医学……
王木木听懂了卡巴斯基的话，显然，卡巴斯基在怵于眼前的自已的同时，也在暗示和提醒自已：你们中国的医术与其它民族的医术之间的差距很明显。并且这样大的差距并没有引起中国医生的足够重视。中国的医生，其实是“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儒生，也就是读了些书以后，考不到功名，就去煞有介事地去当医生了。所以，中国的医生又叫儒医。这些儒医，写医书的热情远远超过了做医学实验的热情。甚至，干脆什么实验基础都没有也在那里写书。中国儒医的这种恶习，直到21世纪也没有什么改变。你到书店里去看看，写医学书的，绝大部分是那些搞中医的。他们什么实验都不做，全靠那支秃笔，不断地笔下生花，捏造一些莫名其妙的术语来冒充科学，攫取那些未经任何评价的病案吹牛皮。
其实，他们写医书无非就是玩弄“医者意也”的文字游戏。凡是褪皮的都被他们认为是可以治眼病的。起初用蛇蜕、蝉蜕。后来发现蚕虫也褪皮，于是，蚕蜕也被拿去治眼病。再后来，母鸡孵出小鸡以后，剩下的那个鸡蛋壳，也被认为是蕴含了“褪”的意思，也拿去治眼病。反正能够与“肝”、“目”、“木”、“褪”、“明”这样一些概念形成相关联的“意”的东西，都认为可以用来治眼病。王木木也认为这很荒唐，且不说它能多少科学，至少，这是对人的生命安全不太负责任的态度。有些名校大院的医生博士，为了一点小小的口角，为了自已的学术成就，可以投毒暗害同事。那么，这种人，如果今后从医，你说他能不是一个为了自已著书立说而将患者作为一实验物的自我自私之徒吗？他能不是一个不将医院作为救死抚伤看场所而将医院作为自已图名图利的基地吗？……
卡巴斯基继续在自夸：“……另外，还有，你们唐朝有一著名诗人叫刘禹锡。他曾经写过一首《赠眼科医波罗门僧诗》，记载了一个事：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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