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化了，会引起更大的问题。国家不清算，老百姓会来清算。”（南方都市报2005年3月10日a20～a版、广州日报2006年12月21日a10版等）
张新宝等法学家则从法学技术角度，论证并提出几项改进诉讼时效的措施，包括公有物权和私有物权一同保护：一是提出返还原物请求权，应当由民法通则的2年时效修正为20年时效；二是排除妨害请求权，一般认为不会发生时效之适用问题；三是消除危险请求权，一般说来，不适用诉讼时效。（张新宝《物权保护的几个主要问题》载《物权法名家讲座》第184～187页）
以上这些措施，虽然比民法通则进步了些，但还是存在一定问题。首先，过去在保护国家财产时，一般采取利用公法和公诉的渠道进行，也有的国企被当作民商事主体利用民法和民诉的渠道进行，无论是采取什么渠道进行，但保护国家财产和公共利益的措施一直是优先级的措施，能否将公法的诉讼时效统一到物权法诉讼时效上来？
其次，许多人认为保护国家财产是多管齐下，又得到国家公权力的优先照顾，好像保护国家财产比保护私人财产容易。其实不然。国家财产不仅来自私权私利的侵害，而且还来自“公权公利”（假公济私的权利）本身的侵害。私有财产是私人亲自管领，财产关系并不复杂，而国家财产往往是多头管领，财产关系非常复杂。就是说，国家这个权利主体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强大，实际上很弱势。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这个关键的诉权关系上，国家财产被侵害的已知点比私人财产被侵害的已知点要朦胧得多。在这一点上讲，财产保护的天平，向国家财产倾斜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其三，由于国家财产的保护往往处于弱势，有史以来，国家财产被侵害的规模与数量最大，问题最为突出。如中国在改制过程中，仅仅十几年时间，按照经济学家郎咸平的说法，国有财产损失高达13万亿元；按照经济学家胡鞍钢的说法，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因腐败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1万多亿元；按照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说法，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因腐败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5～6万多亿元。以上3个数字是交叉统计的数字，不能累加，但足以令人怵目惊心了。有鉴于此，国家财产保护也不应当受诉讼时效限制。
第二，保护国家财产的诉讼主体，应当放宽要求。
对于保护国家财产，譬如保护国有企业的国家财产，究竟是设置、承认一个诉讼主体，还是几个诉讼主体？能不能将公诉法与民诉法并列起来，发挥各自的维权作用？这不仅仅是一个诉讼技术问题，更主要的是诉讼主体的原则问题。
从理论上定义，国家机关、国有企业的财产是国家的财产，国家的财产是全民的财产。当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财产遭受损失时，就是全民的财产遭受损失，而被侵害国企中的职工损失最大。当国有企业的财产损失发生以后，被侵害国企中的职工群体或者个体理应当存在诉讼主体的资格。而按照旧的惯例，国企的财产被侵害以后，只有检察院才能行使公诉的权利；而国有企业的诉讼主体，除了企业法人代表以外，其他人无权充当诉讼主体，这实际上是在保护国有财产上人为设置了障碍，将普通职工挡在了法院的大门之外，对于保护国家财产和职工合法权益很不利。
很多时候，国企财产损失的罪魁祸首就是企业法人代表及其他职业经理人，当他们违法犯罪时，不仅仅是国家财产遭受损失，而职工包括民工们的权益同样遭受损失。当然，还有一种情况，甚至国企财产没有遭受损失，但职工的工资、奖金及其他待遇大打折扣，或者无缘无故地被下令待岗、下岗、买断工龄而失业。还有一种情况，是国企的无良职业经理人与政府的无良官员沆瀣一气，狼狈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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