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确立的所有权制度、债的一般规则、各种契约和嫁妆制度等，结构和形式更是以罗马法中的《法学阶梯》为蓝本。因此，法国物权法可称之为“罗马式物权法”[1]；
另一支是以1900年德意志帝国出台的《德国民法典》中的集装物权法为代表，其渊源主要有：1756年的《巴伐利亚马克希米里安民法典》、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1811年公布的《奥地利普通民法典》、1863年公布的《撒克逊民法》。其中，第二篇为物权法，包括所有权、时效、占用、抵押、地役权、用益权等。因此，德国物权法，可称之为“日耳曼式物权法”[2]。
物权法是以不动产或动产所有权为核心的分类财产权制度，因此，所有权是个纲，纲举目张。
不同国家不同的物权视角，对于所有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其权能，有一项权能说、二项权能说、三项权能说和四项权能说等四种样式。德国物权法采纳一项权能说，即所有权人“随意处分其物”权（处分权）；瑞士物权法也采纳一项权能说，即所有权人“对该物得自由处分”权（处分权）。法国物权法采纳二项权能说，即所有权人“享有与处分物的权利”（占有权、处分权。此处的“享有”是“占有”的意思）；意大利物权法也采纳二项权能说，即所有权人“对所有物享有完全的、排他的使用和处分的权利”（使用权、处分权）。日本物权法采纳三项权能说，即所有权人对自主物“有自由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我国台湾省也采纳日本物权法同样的三项权能说与样式，即所有权的权能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俄罗斯物权法也采纳三项权能说，即所有权人对自主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和处分权”（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3]。中国的物权法别具一格，采纳四项权能说，即所有权人对自主物“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4]。
中国物权法采纳所有权之四项权能说，较其他国家比较完整，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这为下一步深入探讨与修改物权法是大有裨益的。
无可讳言，中国物权法的所有权概念，仍然囿于古典式物权法的樊篱。一方面，将不动产所有权权能与动产所有权权能混同在一起，有牵强附会之嫌。虽然两种财产的所有权的权能都是四项式，可彼此之间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与处分权有强弱、难易之分。另一方面，土地所有权是极为特殊的一类所有权，将土地所有权混同于一般的不动产所有权无法自圆其说，物权法中最大的焦点难点问题就发生于此。更为重要的是，作为21世纪的中国物权法，深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没有将大量的特别有分量的无形资产所有权列入其中，没有将综合利用物所有权列入其中，也没有将零式所有权列入其中，国家的、集体的、聚合的及其他公有的所有权显得非常单薄而凌乱。
中国物权法融入了部分国家的、集体的所有权，这是一个大胆性探索，比较西方物权法有很大的进步。西方物权法，往往将物权法当作“私法”，公有制物权法不太受重视，条款相对较少。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主义的大国，中国物权法又作为21世纪的物权法，眼界应当更远，起点应当更高，物权概念应当更新，物权品种应当更多，物权法质量应当更优，物权法条款应当更充盈。唯有如此，中国的物权法，才有资格与世界上最优质的物权法相媲美，才能将中国物权法煅造成世界上最科学、最完善、最精确的物权法。
美国大法官霍姆斯说过：“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霍姆斯《普通法》），这句格言点出了法律来源于法律经验，又还原于法律经验。用法律实践、法律经验来检验法律、维护法律，而不是用主观判断、主观臆测来敷衍法律，这才是“立法、执法、护法”和永葆法律青春的奥秘之处。
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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