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里才那么演呢？”
“是真的，其实，我们那些人也知道是自己犯了错，有啥好闹脾气的，谁受你这个，沒几下，便服软了。
一段国外有关惩罚理论中的话是这么说的，我感觉很有道理：“被惩罚者很丢人，实施惩罚者也不光彩，理论上对实施惩罚者赋予‘治病救人’、‘劝恶从善’的装饰外衣，以减少执法官员的羞愧感。
被告的肉体，从一开始就成为了法律的道具。
其实这是一个刑罚中源远流长的问題，五花大绑是一种仪式，它将受刑者从大众之中标明出來，它和剃光头、着统一的囚服、甚至戴枷、上脚镣一起，给受刑者打上耻辱的烙印，甚至在死后还要焚尸扬灰、楦皮实草，或者悬尸示众，就像法官的黑袍、假发和惊堂木构成权威与正义的外观设计一样，这些施加于罪犯肉体的招数，也构成了对于被告人格的彻底否定，对于罪恶的彻底清涤，法官高一句话提纲挈领，说：目的就是为了要侮辱他。
刑罚显示出它的肉体意义，它不是仅仅要实现其实际功能而已，刑罚还要借犯人的肉体來树立权威，借别人的肉体來献祭，甚至让罪犯的亲人在人群里都要无地自容，对之弃之不及，生怕旁人知道那是自己的丈夫或者儿子，如果被告西装革履、发型完整，在外观上和我们沒有一点区分，我们就较为容易将他当作平等的人看待，我们会想，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我们会从一般的人性上去企图理解被告及其行为，但他若是像舞台上的丑角或反面人物那样出场，我们便自然倾向于一种类似于种族主义的心态，认为他与我们不同，甚至认为他根本就不是人，不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我们会忘记，如果自己也如此出场，一样会在别人眼里面目可憎。
更重要的是对于仪式感的破坏。
正义与罪恶，各有各的肉体姿势，昂首挺胸、高呼口号，这是革命者作为被告的高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