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的势力，这在主观上宣扬了大明帝国的国威，同时在客观上，却也扫清了从西方到东方的海路上大的阻碍，商路为之一顺，中国沿海各个港口的贸易在经历了蒙元时期中亚色目人帮凶们的穷凶极恶敲骨吸髓般的沉重打击之后，又一次迎来了新的爆发。
可是这一次，在大明皇帝还没有深刻认识到其中的好处的时候，一个新的利益团体偷偷瞄上了这其中巨大的利益。
江浙的官商家族们。
商业活动是一项需要巨大投入的事业，只要是一定规模的商业活动，就绝对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参与和主导的，因为哪怕是一个县城里的粮油铺子，也至少需要一个几百亩地的地主家庭在后面支持。
因此，但凡是大商人，一定同时也是大地主，这一点换到欧洲也一样符合。
自从唐以后，中国的官僚就通过科举产生了，教育资源同样是稀缺资源，即便是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的中国，文化的传播成本依旧非常高，当然，还是比欧洲那种依靠血缘扩散（也就是说，识字的平民往往都是贵族家庭的没有继承权的庶子的后代）和宗教传播来的广泛。
即便如此，大多数的官僚，仍然是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只有大地主家庭才能供养其子弟完全脱产学习文化知识，并且能够为此提供足够的师资，书籍。寒门子弟高中进士，一步登天高官厚禄的事情虽然一直都有听说，不过基本上仍然只是特例而已――只有特别有天赋，特别聪明的寒门子弟，才可能在边耕边读，依靠借书和抄书丰富知识的情况下获得成功。
家族子弟掌握权力，家族握有资本，两者相结合，就是官商结合，无往不利。
海洋贸易这种大宗货物交易，用经济学术语说，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说直白一点，这个行当钱越多玩得越转。当郑和顺带清理了航路导致贸易突破性增长后，随着钱越赚越多，官僚资本不仅不会满足，反而为此胃口大开，完全体现了资本自我增长的欲望。
什么生意最赚钱，有人说挖金矿，有人说挖钻石，有人说买军火，有人说卖毒品，某个哈佛商学院的高材生这样说：“我的教授在上我们的第一节课的时候告诉我们，只有你们记住两个字，垄断，这几年的光阴才不会白费。”
任何商业行为都有意无意的以垄断为目的：无论商家多么贴心，都是为了让消费者对品牌产生某种依赖，并垄断这种消费。贴心是手段，垄断是目的，最高额的利润是终极目标。
因此，江浙官商财团在朝廷的代言人们出动了，年轻而没有学过经济学的皇帝被唬住了，被误导了，于是海禁了。海禁禁平民，禁止了没有足够后台的小商人，大商人们赚足了，至于国家的利益，没人在乎，这些财团的代言人，后来有个名字，叫做东林党。
同样在北面，也有着一群类似的资本财团。
于江浙官商不同的是，山西人经商的历史更久远，同时也显得有些无奈。贫瘠的黄土地上千沟万壑，除了煤，这里甚至无法种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山西人。
因此一代代山西人走出去，以经商为生。
在从宋代开始，他们就依靠着靠近长城边关的优势，出塞同蒙古人交易马匹，牛羊和皮毛，药材，同时卖给他们铁器食盐茶叶等等一切生活必需品，由此积累了大量财富。
到了明朝中叶，随着大量美洲白银的涌入，白银贬值，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而明朝的缔造者朱元璋出身贫苦，对老百姓和小商人非常同情，依据这种感情，结合明初百废待兴需要轻徭薄赋鼓励生产建设的实际情况，明朝的税率很低，而后来又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过完整有效的税收体系，再加官绅不纳税赋的传统，导致地方上豪强大地主大矿主富得流油，而穷困的老百姓却成了纳税的主力，原本非常低的税率经过重重摊派之后成为巨大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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