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条都是为了提高考试的规范性，以及答卷和阅卷的效率。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和公平性。
八股文中也曾有精华之作，比如明宪宗成化十一年的科举题目是：
《论语颜渊篇》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有一位考生，叫王鏊，他就写出了一篇，光耀千古的好文《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以“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起题，以“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承题，巧妙地说服君王减赋来藏富于民，最后以“吁！彻法之立，立本以为民。而国用之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赋以求富哉？”大结。
整篇文用语凝练，所证凿凿，入木三分，不容反驳！真正做到了“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
那八股文的弊端到底出在哪呢？——没错，就是处在思想控制上！
明朝规定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明题，并以朱熹的集注为参考，直接导致了思想上的控制——那些对朱熹学说提出质疑的，就只能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缴械投降！同时，朱熹的儒家思想也成为明朝士人的指导思想。
王守仁一面抱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去记诵朱熹的学说，一面对其中的流弊进行逐条批判，这时他脑子里闪过一念：何不创立自己的学说？只有创立起自己一套系统的学说，才会引起世人的注意，解放人们的思想！他为自己的这个念头而欣喜不已——对，“改变规则”的唯一途径就是创立自己的学说，来打开人们的心智，这一学说就取名“心学”！。
自王守仁书房透出荧荧烛光，王华起夜看到王守仁仍在在苦读，不免感到十分欣慰，感叹道——他终于还是开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