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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铁兵器的普及时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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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予以了极大的关注。第一版印数即达20万之多,该丛书在当年几乎普及到了每一个青年。不过大概作者本人也未曾料到,24年后、文化发达的21世纪,依然需要这样过时的书来向一个大学生普及一个简单的历史常识!

    该书第112页汉代冶铁生产有哪些发展?中专门讲述了中国铁器普及的历史。“到了战国,使用铁器才比较普遍起来,形成冶铁生产的第一次大发展时期。秦汉时期,尤其西汉中期以后,铁的生产量猛增,技术迅速发展,质量显著提高。这是我国古代冶铁业的第二次大发展时期。”“汉代铁的应用比过去广泛。铁器逐步取代了铜器。以兵器为例,汉武帝前,铜铁兵器往往同时出土;武帝以后,铁兵器占了主要地位;东汉时期,主要兵器已全部为铁制。”(请注意这句话,在该丛书出版后的许多历史读物都原封不动的照抄了它,直到今天。——引者注)

    我查阅的史学专著、通史、论文集、历史教材和普及性读物共计21种。在未提及的其他书籍中,除一种以外都无一例外的主张中国铁兵器基本普及是在西汉时期。唯一的例外是经济史学家陈振中所著《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陈振中先生认为中国铁兵器在战国后期就已经成为了主要的作战兵器。[见该书下编铁器的使用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崩溃第十三章先秦铁器的使用二、战国时期钢铁器物的普遍使用和业铁技术的巨大发展(二)铁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铁兵器到战国晚期已成为主要的作战武器一节]对于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原因在于:一、陈先生对古文的运用和解释似有偏向性。陈先生的古文资料并没有超出我收集到的范围,从原文看,根本都不能证明战国后期铁兵器已占主要地位。(可以参阅我下面的引文)而且,在抄录《史记※#8226;秦始皇本纪》时,不知是否疏忽,恰恰少抄录了关键的一句话:“以弱黔首之民”,如果当时铁兵器已占兵器的大部分,那么单单收缴铜兵器,又怎能“弱黔首之民”?二、考古表明,汉前期的铜兵器仍然是经常出土的,在西汉前期还往往在数量上超过同地出土的铁兵器。远不是在秦之后就“基本结束了”其历史。(这点在下面还要提及)三、即使是贵族墓,其中的殉葬兵器也是实用型的。在春秋战国时期根本没有以仪仗兵器代替实用兵器殉葬的风俗,相反,当时的丧葬习惯是尽可能模拟墓主生前的生活,一般以墓主实际使用的器物殉葬。事实上,中国早期的铁钢兵器大多是在贵族墓中找到的。四、最主要的是,即使武士的墓也无法证明战国时铁兵器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陈先生的有关证据有三条,其中两条出土铁兵器较少,难以说明问题。唯一出土铁兵器比较集中的燕下都群葬坑是非正常墓葬。形成时的情况到底如何,历史背景是什么,都不清楚。在更充分的证据出现之前,史学界现在还难以下结论。相反的,铜兵器出土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各种墓葬中都有许多例子。[关于春秋战国的墓葬风俗,请参看《百卷本中国全史※#8226;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史仲文 胡晓林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出土铜兵器的情况,推荐《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袁仲一著文物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该书是研究秦兵马俑的权威之作,篇幅极大。可以说对于秦兵马俑的方方面面,包括对战国后期铜兵器的一切有关问题都已经有了详细的阐述。如果哪位网友对秦兵马俑兴趣很大,更应该购买该书。我在本文后面还要将其中直接涉及铁兵器取代铜兵器问题的一段作为附录。]

    到目前为止,支持陈振中先生的学者并不多。

    综上所述,目前历史学界普遍认同:中国铁兵器基本取代铜兵器的时间是在西汉中期或以后,到东汉这一过程完成。分歧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1。战国后期铁兵器是否占据了主要地位?目前认为“没有”的学者人数较多,一些大家如郭沫若、范文澜均持这一观点。2。中国铁工具和农具是什么时候占据主要地位的?有战国说和西汉说两种。这两个分歧都没有达到辩论的程度。关于这些分歧,感兴趣的网友可以参阅我在文中列出的各种著作。

    也就是说,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铁兵器取代铜兵器的进程是在耶元前2世纪后期开始-后1世纪初完成。

    那么,欧洲的情况如何呢?

    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现摘录西方史学家的观点于其下:

    1. encyclopedia americana copyright (c) 1990grolier incorporated 在该书的iron age 欧洲义项下写道:”在相同时期(约前十二世纪——引者注),铁的使用开始传入欧洲.主前十一世纪,希腊克里特岛的坟墓中已经放有铁器;约在主前900年铁器出现在意大利的villanovan族中,根据传说可能由来自小亚细亚的特洛依人(etruscan)引进。约在主前700年,第一个大规模的铁器制造中心在现代奥地利的hallstatt地方发展起来。当地含量很丰富的锰铁矿竟然不需要碳化。(此句意思不明,作者的本意大概是说用当地产的铁制造的铁兵器不需要一般制造铁兵器的碳硬化过程就足够坚硬了.---引者注)hallstatt的铁制长剑,可能是凯尔特人崛起,并在以后几个世纪中统治中欧和西欧的主要原因.随着凯尔特人的扩张,铁的使用也遍及欧洲,许多地区结束了以青铜复制hallstatt长剑的历史。※#8226;※#8226;※#8226;到了主前500年,铁和铁的生产在相当于现代的德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已经很普遍。在不列颠,历史悠久的青铜制造业仍很重要,铁器制造业的引进因此较晚,但到了主前450年,铁也取代了青铜。※#8226;※#8226;※#8226;”在其他地区义项下明确写道:“铁的使用在主前六世纪才首次传入中国——比北欧还晚。”

    2.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inc.该书第三章 巨人时代罗马的军事体制(主前220年以前)写道:”(罗马)每个士兵还配有用于刺杀的短剑,大约有1.2米长.””罗马的重标枪或标枪,是一种具有独创性的武器。这种标枪容易投掷,穿透力大,一半是金属杆,一半是木头制成,也就是将一根铁头cha入木杆中。”在同一章 秦朝的军事体制中,作者写道:“主前2—3世纪,中国看起来在武器设计方面已经远远的领先于西方,但在冶金术方面则明显的落后,中国在秦始皇时期才开始使用铁兵器,而且还仍然保留大量的青铜兵器。在此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地中海世界的军人们已经开始完全使用铁兵器了。另一方面,中国的铜兵器似乎非常尖锐,在硬度和韧性方面,可以与同时代西方的铁兵器相比。”

    从这些话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呢?除了那些已经讲得很明白的话以外,还可以纠正一个常识性的错误:罗马的短剑并不真的“短”,事实上全世界最长的青铜剑是中国嬴政兵马俑坑中出土的94。8厘米剑,从青铜的特性来说,很难再超过这个长度。长达1。2米的剑,必是铁剑无疑。罗马短剑的长度有各种规格,最短的规格是两英尺长(约合66厘米)。仍比战国时期中国地区一般的铜剑长,而与同期的中国铁剑相当。所谓“短”,当是与投枪等长兵器相比较而言的。

    当然,这段引文也有错误,就是关于中国铁兵器开始使用时间的说法。现在根据考古资料,可以肯定中国地区在春秋时期就开始使用铁兵器了。

    3.<全球通史※#8226;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文版(在书店及图书馆未找到英文版——引者注)。缪吕肯 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吴象婴梁赤民译p170“不过,这一阶段(指铁器时代——引者注)——在印度,大约是公元前800年;在中欧,是公元前750年;在中国,是公元前600年。”

    4.在国内的世界史著作在这方面也是清楚的。《世界史※#8226;古代史》(主编 崔连仲 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1986年8月第四次印刷。)该书第五章古代希腊第二节荷马时代第203页“公元前两千年代末至一千年代初希腊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第204页第三节奴隶制城邦的形成“公元前八至六世纪是希腊奴隶制城邦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又被称为早期希腊。这时希腊各地社会生产力有新的增长。铁制工具逐渐普遍应用。装有铁铧的犁、铁锄和铁锹等农具的广泛应用,使希腊多山而贫瘠的土地成片的得到开垦和深耕。”第七章古罗马共和国第一节上古意大利和罗马的“王政”时代第291页“发掘表明,约公元前一○○○-八○○年间意大利已经开始过渡到铁器时代。第295页“‘王政’时代的罗马,由于铁制工具的普遍运用,并在伊达特里亚和希腊文化的影响之下,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

    尽管近年来狂热民族主义在中国史学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主要是“提前”中国科技发明、发现的时间直至中国文明本身的长度,夸大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等),但目前无论在中外史学界,关于中国与欧洲铁器普及时间的先后,意见仍然和过去一样完全一致——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一百的肯定:中国晚于欧洲。

    除列出了引文的书籍外,可供参考的书还有《中国小通史》(长城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中国历史》--先秦卷(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作者:张岂之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作者:张岂之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两书均为2002年5月出版),中国铁兵器普及时间在考试时可作为选择题,占1-2分。

    中国古书中的资料

    在研究中国铁兵器普及时间时,一个重要的途径是研究史料,在古代,中国是世界上历史著作最完整、最丰富、最详尽、最可kao、水平最高的,这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然而即使是中国的史料也并不是绝对可kao的,在中国史书中,主要的问题是:

    1。托古。在中国古代,托古著书的现象很突出。先秦著作大部分夹杂有后人的“私货”。显然,用后人的说法来证明当时的现状是不可kao的。

    2。文言。中国使用的是象形文字,因此可以长期使用与口语拖节的文言文。在先秦,文言还是基本与口语相近的,但后来文言长期使用,渐渐拖离口语。一些用语从字面看上似乎并没有大的变化,但意思却完全不同。加之年代久远,因此先秦文献的翻译历来是见仁见智,难得统一。例如《墨经》中关于光学现象的一段话,就很难解释,至今都没有一个公认的译文。

    3。文学化的弊病。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写什么文章都力图实现文学化,他们的著作中存在着大量的“艺术加工”。这样有利于吸引读者,但却不利于科技知识的保留。我们今天很难清楚到底先秦古文中的一些数字究竟是实指还是虚指,从古文中往往也很难了解某项技术的工艺流程。

    4。专业不对口问题。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纯粹的书生,很少有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懂得科技的人就更少,一个外行人叙述技术问题,难免有偏差。

    5。近年来狂热民族主义给历史学界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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