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说了一句之后，立马将话题转到了此行的正题之上：“自贞观以来，有赖父皇英明，朝臣尽责，我朝鼎盛，四夷咸服，百姓安居乐业，可喜之像也，然，却非万事顺遂，如今更有一隐患在，以司徒大人之智，当知今之关中、巴蜀人口激增之下，授田已告馨，实非朝廷不愿授，而是无田可授矣，再加上不良之辈暗中兼并良田，更有豪门私瞒荫户以偷逃年税，若不更易之，大乱即在眼前矣，岂不闻北魏因无田可授而亡国乎？”
长孙无忌熟读史书，自是清楚北魏之兴起乃是均田制之实施，鼓励农耕，使游牧民族得以汉化所致，只不过长孙无忌却不认为北魏的衰亡与均田制的败坏有关，在他看来，北魏之所以会灭亡，乃是因贪官污吏横行所导致的律法败坏，民不聊生所致，此时见李贞将北魏的例子举了出来，心中并不以为然，这便沉吟了一下道：“殿下所言虽是有理，不过在老朽看来，吏治败坏似乎方是北魏变乱之根由罢？”
见长孙无忌出言反驳自己的见解，李贞不但不生气，反倒笑了起来道：“司徒大人所言吏治败坏乃是亡国之道固无不妥之处，然则，天下之兴亡者，却皆因土地而起，古今一也，试以北魏为剖析，或能明了一、二：北魏立于战乱之中，经两晋五胡之乱后，民间人口凋敝，北魏初立之际，举国仅八百余万众耳，可谓地广而人稀，是时，非患地之不足，而患地之无人可耕，是故，均田制一出，民各有其土，自是人人勤奋，万众一心之下，国势日渐强盛，与我朝初立之际何其像也，然地之有限，而人口激增却难控制，待得宣武帝即位之际，仅三十年矣，举国人口已达两千万众矣，授田遂告不敷，均田制难以为继，又因各豪门上下其手，导致良田兼并日趋严峻，民众纷纷破产，不得不羹田以投靠豪门，由是，豪门因手中握有权柄，不纳或是少纳国税，从而导致国家税入日趋减少，而国库之不足，朝廷势必无以为继，不得不重税以盘剥百姓，此举进一步导致百姓凋敝，不得不投靠豪门以自保，恶性循环反复之下，民怨日众，而吏治必随世风之日下，久而久之，变乱必起，然，北魏初立之际，魏文帝不贤明乎？其朝臣不廉洁乎？因何终稳而始乱也？其根子何在？依孤看来，实非人祸而是体制之缺陷所致罢，今我朝若是不能防微杜渐，于北魏又有何不同哉？”
饶是长孙无忌也算是这时代的智者之一，可被李贞这么一席话说将下来，哑口无言不说，额头上的汗水狂淌不已，心惊肉跳了好一阵子之后，竟顾不得再装病了，猛地一挺身坐直了起来道：“殿下既知北魏之乱，可知如何防止我朝之变乎？老朽愚昧不明，还请殿下不吝赐教。”
李贞并没有因长孙无忌彻底降服而兴奋，反倒是满心的凝重，苦笑着道：“孤身为储君，如何不愿我大唐兴盛万代，然此事古难全矣，唯尽心力耳，唯有因变顺变，方能确保社稷不失，就我朝目下之情形而言，均田制尚不到变动之际，无他，只因此际我朝人口不均，关中巴蜀人多而地少，然，关东、山东、荆湘等地却是地广而人稀，若是就此废除均田制，则不但不能增加耕地，反倒使得土地兼并之浪潮加速到来，唯有移民就地方是良策，待得田亩开垦足矣，方是变更均田制之时机，依孤看来，再有个二、三十年，或许方是变动之时，此皆因我朝地域远大过北魏之故也，是时当以田赋制取而代之，所谓田赋制，其根本核心在于有田者按田亩数纳税赋，无田者不纳田赋，另有十一税制对生产、流通之商品征税，有此二税法在，自可确保朝廷岁入不减。”
长孙无忌虽久知李贞聪慧过人，却从不知李贞的目光竟如此之深邃，能见微知著不说，还能看得如此之长远，心中自是彻底地服了，早忘了一开始之时要讨价还价一番的心思，只顾着埋头思索李贞所提出来的解决办法，然则，长孙无忌毕竟是长孙无忌，虽素以振兴大唐为己任，却拘于时代所限，并没有因此而忘记了整个关陇集团的利益，将李贞前后的话一思索，便已隐约猜出了李贞在吏治上将要实行的策略，那便是抑制豪门，从而降低豪门乱政的可能性，心中不由地便是一惊，皱着眉头，看了李贞一眼道：“我朝的根本在关中，所兴所起皆赖关中人氏之力也，若骤然变之，恐有大患矣，奈何？”
李贞不以为意地挥了下手道：“司徒大人所言甚是，骤然变之，自是必有大乱，只不过此等乱不过癣疥之患耳，原本就不足为虑，然，为朝廷故，稳总比乱来得好，窃以为若是稳妥行之，当不致有乱，纵或有小人辈欲螳臂当车，平之可也！”
“愿闻其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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