骡马大车和肩扛人挑，运输速度缓慢，运输量又小，费用和消耗却甚大，不能满足统治阶级的需求。只有利用水道运输，才能完成这项任务。所以，当时开凿运河是时代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
其实从隋朝建国以后，开凿运河就是国家的一项战略重点。杨坚在位的“开皇之治”时期，隋王朝就曾数次发动大规模的运河工程，在南方疏通了从建康到苏北的河道，在陕西疏通了渭水至长安的支流，甚至在甘肃河西地区，也曾多次修筑水利工程，河西地区在唐朝时期能够成为天下最富庶的州郡，底子就是隋朝时期打下来的。而说到大运河的开凿，早在杨坚开皇十年，就有江南地方官请求开凿运河，以削减税粮运输成本。隋朝平定南陈后，南方经济迅速发展，赋税激增，但是大量的赋税运送到北方，长途跋涉成本甚大，而按照隋朝的税法，百姓税粮的运送成本，即“损耗”，也是由百姓自身承担，在杨坚时期，仅是江南地区的税粮，分摊到每个百姓身上，其要缴纳的“损耗”，竟然是赋税本身的九倍。而随着隋王朝不断拉拢突厥、吐谷浑等部族，赏赐日益增加，对于南方税粮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因此，拓通南北交通要道，减少运输成本，成为自杨坚开皇时期开始持续十多年的呼声，在杨坚在位的后十年，有关请求开凿运河的奏章，从朝廷到地方累积就有50多封，其中不乏高颖、杨素之类的重臣。可以说，在当时，开凿大运河，是一个举国上下的呼声，并非杨广自己的心血来潮，更不是别人所说的那个为了自己的游玩天下。
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大运河不仅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的军事与政治统治，而且使南方的物资能够顺利地到达当时的洛阳和长安，在有利于军事和政治的同时，南北方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了有力的加强。唐朝文学家皮日休说，运河“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功万代。
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修建大运河是凝聚中国之举。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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