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在尚未彻底失败之前，与日媾和，尚能保持一些力量，争取一些“自立”的条件。待讲和了，日军撤走了，中国在亲日的幌子下奋发图强，再行建设，再争取完全的**自主，再与外强争个高低。
但是，在国人积极主张抗战到底，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抗战鼓劲加油的一片喝彩声中，汪精卫自感无法说服蒋介石，更没有力量左右执政的国民党的抗战路线。因此，决心孤注一掷，挺身而出“收拾残局”；走“保种保民”，这一条“和平救国”的道路。
日本方面得知汪精卫已顺利出走河内，顿时大喜过望。内阁首相近卫文发表声明，尊汪精卫为中国的有卓见之士，把汉奸势力称作复兴气势。近卫声明说：“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之国民政府，同时与中国同感忧虑并与有卓见之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在感到中国各地复兴气势蓬勃而起，建设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与新生中国调整关系之总方针，以期彻底了解帝国之真意。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及经济合作。”
但汪精卫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叛逃之后，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坐等，他打算以国民政府要员身份，住到第三国土地上，策动云南的龙云和广东的张发奎等地方实力派将领跟着他揭杆而起，在云南或两广建立“新中国”，然后代表中国与日本谋和。但是，他寄予厚望的这些潜力人物不仅毫无揭杆而起的迹象，反而纷纷登报痛斥其卖国行径。此时汪精卫叛党叛国，又无地无枪，仅有几个“急和派”跟在身边，可谓是孤家寡人，只能“诗酒自娱”。对此，日本想拉拢而未成功的军阀吴佩孚有锥心之论，“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之出山入匣，无谋和之价值”。
而汪日勾结后，西方国家也纷纷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以此抑制日本之野心。美国国会不久即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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