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陪偿。”
陆良又问：“是谁的责任？”
吴加时为难地说：“这事油船和渔民都有责任，船方不听指挥，自己改变航向，要承担主要责任，但是渔民的养殖区已经扩展到了港池里，这也是违反了国家的有关规定。以前我们对渔民进行过规劝，但是他们不听，我们也没办法。现在出了问题，渔民让船方承担全部责任，船方不服，不愿意承担，事情僵持下来，我们公司现在是两头受气啊。”
陆良问：“养殖区域的界定这一块什么部门说了算？”
吴加说：“渔政。”
陆良考虑了一下说：“这事恐怕要渔政出面，对渔民做出规劝，但船方该赔的损失一点也不能少，毕竟这些渔民是我们自己人。”
吴加时为难地说：“渔政的人我们叫不动啊。”
陆良说：“渔政与边管站同属于港口管理部门，我们经常在一起开联席会议，周站长应该与他们的领导熟悉，我向他汇报一下，看他能不能做一下渔政的关系，让他们出面。”
吴加时连连点头：“那感情好，那感情好。”
陆良跟周泰锡打了个电话，周泰锡爽快地答应了，不一会儿周泰锡回过电话来：“渔政同意了，他们的人一会儿就到。”
听说渔政同意来，吴加时松了一口气。
两人走进办公室，三个代表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其中一个年龄大的冲着陆良说：“明明是油船违规，为什么不赔钱，我们可都是中国人，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可不能让外国人横行霸道，现在是新中国，不是清政府。”
陆良听了，笑了出来，他们还真能讲道理，直接上升到民族利益与历史恩怨的高度。代表们看他笑了，也觉得自己这话题扯得有点远，跟着笑了出来，大家这一笑，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不少。
关于渔民违规养殖的事情，由于边管站不是主管机关，陆良说了也没有可信度，再说代表们也不爱听，所以干脆不讲，只等着渔政的人来说，于是扯些不轻不重的话题来打发时间。
陆良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肯定向着中国人，哪里还能向着老外，各位请放心，我们一定尽量把大家的损失找回来。”
几个人坐着扯了十分钟，渔政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陆良与他们一一握手。
坐定后，男的说：“油船进养殖区的事情我们听说了，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吴加时把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来人又说：“我们到来只有一个意思，就是代表渔政部门向各位代表表明一下情况。按照我国《渔业法》规定，海港港池主航道一百米以内不准进行养殖活动，这不仅是我国的法律规定，也是国际通行的惯例。这些老外常年在海上跑航线，这些规定肯定是了解的。所以，大家都是中国人，我实事求是地讲，这件事我建议尽量走调解程序，不要走海事诉讼。你想啊！这事牵扯到外国航运公司，他们公司要派代表调查，还要牵国际海事组织，麻烦所以，官司拖的时间会很长。
另外，外国人打关系一般都会请专业的律师，法院在判决的时候肯定会把我们违规养殖的事情考虑进去，到时不要说获赔的数目比你们现在要求的少，甚至承担全部责任的可能性都有。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这种事情多了去了。其中的利弊我已经讲清楚了，请你们根据实际权衡。”
陆良也说：“我也建议走调解程序，我们都是中国人，到时肯定会尽量为大家争取利益，如果你们实在不愿意，那也没关系，大不了我们就把船扣下来，等着你们打官司。”
代表们心里明白自己存在违规的地方，只是习惯了有关部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处理方法，想通过把事情闹大向石油公司施压，争取更多的赔偿。
一个代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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