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卖的东西然后再买了粮食交上去。到1941年5月下旬，河南北部地区农民的粮食都已经作为军粮上缴了。
供应军粮以后，农民家里已经没有一粒米了。1941年底，以处在沦陷区的滑县为中心，表现出来的旱情更加严重。当时一户富裕人家每到秋收时也只不过打了不到九斗的麦子，相当于今天的0.1平方公里的农田只收了不到90公斤的麦子。
到1942年的秋天过后，河南全省的米价都在不断上涨，十月份的一斗小米，折合现在的计量为10公斤，已经涨到了145元，玉米涨到了106元。滑县朱光照村的齐光月老人家虽然靠着卖面糠馒头维持生计，但也由一天三餐最后改为一餐，不吃菜、不吃油、不吃盐。农民用牲口都不吃的东西来充饥
1942年的秋天渐渐远去，农户家的吃的东西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谷皮、麸皮、花生皮都成了主要食物。面对没有收成的局面，许多农民用平常连牲口都不吃只能用作肥料的东西来填充饥饿的肠胃。到后来他们开始吃树皮和树叶。
这时，河南大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贩卖人口的黑市，在河南已经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年轻的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豫东漯河、周家口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来四斗米，一斗麦子900元，高粱649元，玉米700元。折合现在的算法折合麦子45元一斤，高粱33元一斤，玉米35元一斤。卖掉一个成年女子只能换回不到80斤的粮食。”
相比成年子女，那些孩子的命运则掌握在大人的手里。滑县杜星落村村民陈书学当年就被父亲卖了。
眼看1942年秋收无望，人民举家逃荒，逃荒的人数有200万之众，大体逃往四个方向，一批人南下湖北，一批向东，进入日本占领区，还有一批人向北奔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边区，但大部分灾民辗转洛阳，准备去往陕西的大后方。
1942年春，日军逼进郑州，为延缓日军进攻，国民政府下令扒掉了从郑州到洛阳的铁路，因此通往西边方向，只有尚未沦陷的洛阳还留有铁路，也因此，洛阳成为灾民的一个大汇聚地。
1943年2月，宋映雪当时住在洛阳，她目睹了灾民逃荒的情景，“每天早上一开门，洛阳的街道上挤满了灾民，穿的破衣烂衫，饿的面黄肌瘦，有的就死在人家的门前。”
宋映雪看到在火车站和铁路沿线的两侧，灾民挖了很多低小黝黑的洞穴，有的只是用几根木棍和一个草席搭起一个仅可以栖身的草棚，一家老小挤在里面，这些灾民都在等待开往陕西的每一列火车。逃荒者扒火车死伤惨烈。
最后国民政府迫于压力拨款赈灾为时已晚。
白修德的回忆录有一段看起来毛骨悚然的记录，“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为了吃肉而杀死另一个人，从这次河南之行相信人吃人。”
李蕤也向报社发回这样的采访，“在巩县认识一个可怖的杀人犯，这个犯人叫刘保山，他犯罪的行为是吃了人家小孩的一只大腿，他案发是因为他卖人心给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