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样做。高祖入咸阳，与秦人约法三章，首章便是杀人者死。可见古人也认为生命权是第一重要的。
一个社会包容这种泯灭人性的事例，一个社会中的人，面不改色地制造这种伤天害理的事，难道是正常的吗？
西晋的社会风气极其不良，显示出社会潜伏着纷争和冲突的高危因素。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有三大特征，奢侈，异类和清谈。
西晋奢侈之风是历史上最极端的例子。
石崇与王恺斗富的事，可谓空前绝后，王恺以饴糖洗锅，石崇就用蜡烛烧饭。王恺作紫丝布步障（女眷出门时用以遮挡行人的视线）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
如此手笔，难怪石崇这个名字被后人视为豪富的代称。
丞相何曾性奢豪，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刘毅等数劾奏曾侈忲无度，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其子何劭更加奢侈，日食二万钱。
奢侈的背面其实就是逐利。试想，没有钱，如何奢侈得起来。西晋社会就陷入逐利的狂潮中。
鲁褒的《钱神论》刻画了当时的逐利行为，真是入木三分：“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闻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始终。凡今之人，惟钱而已。”(《资治通鉴》）
惟钱而已，啧啧，凡今之人，晋朝人就像钱上的寄生物。
异类就是与传统道德赞赏的行为方式大相径庭。竹林七贤可为其代表。这些人以惊世骇俗的行为博得重名，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
步兵校尉阮籍与人下棋，报丧人说他妈死了，对局者求止，阮籍一定要赌个胜负，接着又饮酒二斗；居丧时公然于公开场合大吃酒肉；喜欢喝醉酒驾车出游，却不按路标走，因而每至穷途辄痛哭而返。
阮咸与姑姑的婢女有染，其姑带着婢女走了，阮咸正待客，当即借客人的驴就追，然后二人共驴而回。
刘伶嗜酒，常携一壶酒，使人扛着铁锹跟在后面，吩咐道：“死便埋我”；《世说新语》说：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
如此急智，只用于强词夺理，可惜。至于王戎，财迷心窍，更是不值一提了。
清谈起于汉末，到魏末时渐成风气。当时清谈，惩两汉儒学寻章摘句、谶纬迷信之弊，思考重心转向了道家老庄之学，老庄之学主旨不在政治，所以魏末清谈思想上虽有建树，但已明显地妨害政事。
延至西晋王戎、王衍辈，清谈进一步热门化、官僚化、无聊化了。这时的清谈已经谈不上什么思想了，纯粹是为清谈而清谈，实际上是为名声和实利而清谈。
王戎名列竹林七贤，但与嵇康、阮籍、刘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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