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作战，纠缠不清，张学良既然提出要打冯玉祥，这一仗肯定迫在眉睫。
第九军和四十五师连番作战，肖林和高维岳都希望有一段休整时间，对此战并不积极。
除此之外，肖林还有别的担心。冯玉祥盘踞在河南。背后就是北伐军的地盘。跑到黄河岸边和冯玉祥打仗，一不小心就会和北伐军碰上。
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北伐军的战斗力远远高于其他部队，四十五师虽然不弱，但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想个什么办法。才能避开这一仗呢？
几人渐渐越聊越远，从军事扯到政治，又从政治聊到了经济，最后转回了私生活。
“军团长，您的气色不好，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高维岳打量着张学良，虽然谈笑风生，但眼角隐隐有几道血丝，笑容中带着一丝憔悴。
“哎。国家维艰，老帅操劳，学良身为人子，不能为父分忧，有愧于心呀！”
张学良最近不太顺心，赵四小姐、傅作义、土肥原。一个比一个麻烦，各种压力之下，老帅也一天天见老……
张学良公子哥本色，头一件烦心事就是女人，但让老帅张作霖作难的，却是昔日的盟友――日本人。
张作霖和日本的关系复杂，既有相互利用，又有矛盾斗争，在经过最初两年的蜜月期之后，从郭松龄反奉开始，张作霖渐渐和日本人貌合神离。
这两年间，张作霖有意摆脱对日本的依赖，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文化领域，都做出了政策上的调整，更多地寻求与西方列强的合作，试图以西夷制东夷。
在张学良的运作下，经华远公司从中撮合，苏、德、英、美等列强都与奉系建立了贸易合作关系，奉天兵工厂内金发碧眼的外籍技师多达1516人，大炮、坦克、飞机等等先进装备不再是清一色的“东洋造”。
就在刚刚过去的1927年，日本政府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在后世臭名卓著的田中义一出任日本首相，并主持召开了著名的“东方会议”，参加人员来自于陆军、海军、外务省、参谋本部、关东军、以及驻华使领馆人员。
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再次调整了对华政策，变得更加强硬，更加急迫。有关东北问题，日本各方得出以下结论：
满蒙实行分离，与中国本土区别对待，也就是推行“满蒙分离”；对张作霖采取强硬措施，逼其迅速解决“满蒙悬案”；如果张作霖满足日本的要求，支持他；如果张作霖不听话，日本“应决心不失时机地作出适当的措施”。
这些内容最后都写进会议文件――《基于对华根本方针的当前政策纲领》。会后，田中将会议精神写成奏折，上报天皇，提出：“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这就是所谓《田中奏折》。
在日本国内，对中国政策一直存在着两派不同意见，温和派主张采取和平的手段占领东北，即通过获取在中国的商租权、杂居权、铁路修筑权等蚕食东北，通过不流血的非军事手段，将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
而日本军方却主张直接武装占领，并不惜发动战争。在东方会议上，武力派的意见成功取得了内阁的支持。
东方会议之后，田中内阁派出驻奉总领事吉田茂、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等人，向张作霖提出“新五路”计划。
这五条铁路是日本的“战略铁路”，向北运兵可与苏联开战，向南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向东可与朝鲜铁路相接，一旦修成，东北完全被日本人所控制。
张作霖老谋深算，岂会轻易答应修筑“新五路”，当下又拿出东北大忽悠的精神，对日本人虚与委蛇。
但日本人吃过亏后也学乖了，紧盯不放，百般威逼，张作霖无奈之下，只好在《满蒙新五路协议》上签了字。
签字之日，53岁的张作霖“蹒跚踉跄”，“一夜之间，憔悴万分”。
这件事后不久，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又找上门来，向张作霖递交了一份《满蒙备忘录》，共计十条内容，除了‘新五路’协议之外，又提出允许日本驻兵满蒙，以及将南满租借地割让给日本等要求。芳泽言语之间非常霸道，“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把张作霖气得七窍生烟，当场大骂：“他妈了巴子，越是人家危急的时候，日本人越是掐着脖子要好处。”
张作霖一改往日的油滑，以孤注一掷的强硬姿态发表面声明，拒绝在《满蒙备忘录》上签字，并宣称要与北伐军决一死战，誓不退出关外。（日本为了保护在东北的利益，威逼张作霖退回东北，暂避北伐军锋芒）
自此，日本人与张作霖公开决裂，停止一切援助支持，还咄咄逼人，趁火打劫，大肆向奉天调动部队，关东军的司令部也从旅顺迁到奉天。
少了日本这个强大的后台，南方北伐军又声势浩大，再加上连年征战，东北的经济也走到了崩溃边缘……张作霖渐渐无力控制局面，奉系这条大船将驶向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