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为重。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哲学家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不管是哪个地方，还是哪个单位，都有这样的人存在。一方面，说明了人性的复杂；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领导的需要。领导也是人，也是正常的人。他们除了正常的工作外，也有自己不同的内心需要。有精神的，物资的；有心理的，也有身体的。正因为领导有这引起不同的需要，所以他们的身边才有各种不同人物的出现。
毫无疑问，方丽红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不管是哪个，只要与方丽红谈工作上的具体事情，保证会搞得你不痛快。曾经有不少人说过，方丽红不适合做具体工作，她最大的特长就是搞对外接待，说白了就是吃喝玩乐；董昕副主任也是这样的人。因此，他才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视财经纪律，敢于动用单位上的资金，慷公家之慨为局领导提供全方位服务，也就是他创造性地提出的还美其名曰的所谓的“精细化”服务。
既然赵一局长“老小”情结严重，喜欢听汇报，管事管得具体，也容易生气，而且与毛勇的关系也这样紧张，那么赵一局长肯定非常关注毛勇的情况，也肯定很在意江南正气管理局干部职工与毛勇的接触。董昕副主任感觉到自己智珠在握，已经抓住了事情的关键，把握到了问题的关键点，那就是好好利用毛勇这次回江南的机会，在接待毛勇问题上做些文章。董昕完全可以确定，凭着赵一与毛勇的矛盾，只要自己透露点什么赵一局长感觉的东西，肯定能够打动赵一局长，解决自己正处级领导职务问题，达到自己梦寐以求目的。
既然赵一局长这样在意毛勇与江南局干部职工的接触，那么要是将那晚接待毛勇的一些情况透露一点给赵一局长，赵一局长肯定会对自己另眼相看，认为自己是他的人。如果一旦赵一局长当自己是他的人，那么丢掉自己头顶上那个“副”字帽子，还不就是他一句话的事。至于这样做是否道德，是否会影响别人，这就不是董昕考虑的事了。官场上就是这样残酷，为达目的往往可以不择手段，至于是否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同志朋友，那往往都可以忽略不计。
董昕认为做这件事时唯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做好保密工作怎么不让毛勇知道。如果毛勇知道了是他透露出去的，那么他董昕以后可能就没有好果子吃了。于是，才有了赵一局长找马建设与那位处长谈话，才有了那位处长改为非领导职务并退还已报销的二仟多元招待费的事；才有了董昕正式担任机关后勤保障中心主任的任命，彻底丢掉了头上那顶困扰他多年的“副”字帽子。
只是董昕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他还是错误地估计了毛勇的能耐，也错误地估计了江南局保密工作的保密程度。二年多后，当赵一局长年龄到了正式退休，毛勇如期成为江南正气管理局接班人后，在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在他儿子高考的关键时刻，在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最需要儿子照顾的情况下，董昕突然被交流到远离家乡几百公里之外的边远山区任职。
为此，董昕还怎么也想不通，他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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