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是他们四个人一起商量办的，做之前一起统一了意见;
而且江南局党组书记赵一局长也以此次事件为依据，把龚仲“当事人”的身份改套上了“知情不报”的帽子。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当时树大明要龚仲了解那个机会有没有风险时，龚仲向江南局党组报告了，树大明他们就没有办法搞出“黑山事件”了，正气物业公司也就不会面临损失几百元的风险了。
这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龚仲根本不知道树大明他们会去实施这个机会，也不知道这个机会的对方是谁，他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具体怎么操作。
树大明没有说，龚仲限于身份当然不会问。而且龚仲还是根据自己的见识与理解，提醒了树大明其中存在的风险，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如果树大明问龚仲这个所谓的机会能不能做，就视为是与他一起商量了，那古代“莫须有”的故事真的又要在今天重现了。
至于以赵一局长为首的江南正气管理局党组，后来给龚仲套上的“知情不报”的帽子，不但与事实真相不符，与制度规定不符，更与组织原则不符，与实际做法不符。
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在没有发现问题的情况下，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龚仲总不能捕风捉影，仅凭树大明的一个说法会就去报告吧？
更何况还是越级报告，还是报告自己领导的事情？
在机关里做人做事，是要严格遵守组织程序的，也有很多习惯性的规则是不能违反的。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如果没有铁的事实依据，下级是不能越级反映情况的，也不能过问领导的事的，更不能私下打听领导的事的，更谈不上越级去反映自己领导的情况。
这些都是官场大忌，不仅是组织原则不允许，习惯性的做法更加不允许。如果一个机关工作人员不懂这些，他不仅违反了组织原则规定，也将如过街老鼠处处碰壁寸步难行。
但“官”字里面有二个口，正说反说都是在那个宝盖头下面进行的，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任何办法改变的。
以赵一局长为首的江南正气管理局党组，后来在追究龚仲的责任时，是按照这样的逻辑进行推理的：“一、正气物业公司被骗了五百万元是事实；二、这巨大的经济损失是树大明等人搞出来的是事实；三、树大明搞之前问了龚仲能不能搞是事实，也就是说龚仲知道这事也是事实；四、龚仲没有报告局党组是事实；五、如果龚仲报告了局党组，树大明等人搞不成了也是事实。”
对于这种严格的逻辑推理，龚仲除了心理不服外，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后来法院在公开审判树大明时，当法官质问树大明为什么不尊重龚仲的意见，树大明是这样回答法官的：“龚仲是说了其中存在风险，也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但龚仲没有说存在什么风险。我以为他说的是三十万元的利息有风险，担心对方不会按承诺支付。龚仲根本没有说那五百万元存在风险，如果他当时说清楚了，我可能就不会上当了。”
对于树大明这样的解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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