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的黄辣丁肉质细嫩鲜美，三十年陈的茅台基本上也是有价无市，有这样的好菜好酒，加上赵杰和沈为这样好客兼有趣的地主在桌子上谈笑风生殷勤相劝，平哥这种老友举杯作陪，更兼徐文军和陈平这两个各自区域的一把手频频敬酒，郑清颜左杯右筷，很快就有些醺醺然了。
“徐处，陈书记，你们这个工程千万水不得啊，这是造福千家万户的事业，也是保障千家万户的事业。”郑清颜虽然是享受厅级待遇，同处级的徐文军科级的陈平说话却没有用居高临下的语气。一是毕竟没有真正的上下级关系，二来徐陈二人都是实打实的体制内实权人物，跟他这种编外人员根本是两回事。
历来各朝各代兴修水利的人都是千古留名。以农立国的中国，历史以来就重视水利，重视水利，成为为政之要，而且前人治水之法早就采用因地制宜，不要说远古的大禹治水，就说历代之史书，对各朝各代的水利建设，大多有著录。因为我国境内，河川众多，历代有所作为的统治者，无不将兴水利除水害作为已之政要而行之。《史记？河渠书》有说：水利甚悉，除害兴利，民受其赐。就以黄河为例，历来为中国之患，而自“禹疏九河而患少息”起，自此历朝历代又都有自己的的治河之策。明代邱睿提出“沟必因水势，防必因地势”，“兴水利，民备荒年”的方法与思想。清代思想家则提出“水得其用，可以挽凶而为丰，化瘠以为沃，利莫大焉”。又提出：“高田用蓄，水田用泄，旱年用蓄，水年用泄”的治水办法，甚至深层次揭示：养民莫大于水利之说。兴修水利，是稳定国家社稷的基本条件之一。治水在于兴农，如何治水，又将决定于农之如何兴？书上有载：“农既得其时，种既得其宜，然且不熟者，水旱贼之也。水旱之灾，虽天所为，至于人力，亦有可及矣。故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此乡遂之田制也”，可见“地利之食于人溥哉。”从上述可见，兴农在于治水，治水在于筑沟渠，筑沟渠在于抗旱防涝……如此系统整体之规模，可见先人对治水之重视。而治河，历来又是治水的重中之重。虽然在各朝各代，兴修水利成了政要之明智之举，但是还有一些冥臣官僚，失职为患，“今之所谓治水者，徒而议论纷纭，咸无良策。水监之官，既非精选，知河之利害者，百无一二。虽每年累驿而至，名为巡河，徙应事故。问地形之高下，则懵不知；访水势之利病，则非所曰。既无实才，又不经练，乃或妄兴事端，劳民动众，阻逆水性，翻为水患――水患本可防治，但凭无知、无识、无才的官僚治水，乃造成水患之原因！不过，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发展，今日之水危机就历史以来，已是到了过之而不及的地步。历史上水危机大多是自然所为之危机，所以人类通过对分布于地理之水系河网流通以疏浚、堵塞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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