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写了一篇文章《爱情是什么》，探讨加诸制度约束的爱情的出路：“爱情”一词诞生于13世纪的欧洲骑士和他们所追求的有夫之妇之间，它是电光火石般的激情，而激情是不能持久的，要让爱情与婚姻制度协调起來，除了将它转化为亲情和柔情，别无它途，李银河坚信，一夫一妻制肯定不是永恒的，婚姻制度也不是唯一最好的。
李银河是浪漫的，至少在爱情上，，你以为王小波会容忍一个不浪漫的对手么，她说，她一直渴望爱情，这样的渴望非常强烈，在她的调查研究中，她也愿意花费精力去证明爱的存在。
许多年以后，李银河在一个年轻时代的好友那里发现了《绿毛水怪》的手稿，一本封面漂亮的横格本，不禁喜出望外：这是她和小波的媒人，当她第一次读完这篇小说后，就生出“要见一见写它的人”的念头，用一句世俗的话來说，这叫“眼毒”。
那时的李银河是一家很端正的报社的编辑，一次去拜访王小波的父亲、逻辑学家王方名时，顺便看了看那个“又高又瘦又丑”而又“涣散得要命”的家伙，从此相连二十年。
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的日子里，一个人的奖学金养活两个人，但他们很快活：每晚从有线电视中收看两部电影，或是去租大量的录像带，当然，生活主要是看书、写字。
1988年，李银河开始做同性恋研究的资料准备，回国后，王小波参与了对调查者的访谈，因为一些同性恋者不愿与女性谈这个话題，李银河对坊间某些闲言碎语的反应是：“在同性恋研究的课題上，小波是我的帮手！”
相对于受过学术规范训练的李银河，王小波的文字是那样能够飞翔，眼尖的人能在一本书中辨认出哪些章节出自他的手笔，辨认他的文字就像辨认帕瓦罗蒂的声音。
王小波说过，人就像一本书，你要挑一本好的來看，李银河觉得自己挑到了一本好书，当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在1997年倏地合上时，李银河正在英国做访问学者，那天，是个白天，她接到朋友电话，电话里沒说什么？只让她一定赶回北京，她猜到了，立刻动身。
她想在他的墓碑上写下他喜欢的斯汤达的墓志铭：生活过、写作过、爱过；还想加一行：骑士、诗人、自由思想家，然后，她要独自面对北京的一切，包括春天的沙尘暴和人们对一个寡妇所有的善意与恶意。
有一点是肯定的，李银河不会按照传统的道德观念去约束自己的行为，她是福柯的追随者，福柯深恶痛绝的就是按照规范生活，他热爱自由，尊重每一个人过美好生活的意志和选择，我行我素，方能超凡脱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