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的罪，如今皇帝来了个推手，把责任全部推到了朝臣头上了。
要知道，有明一朝，蒙古一直是朝廷最大的心病，兀良哈三卫降而复叛，叛而复降，没完没了，瓦剌、鞑靼动不动寇边，时不时就打到北京城下。虽然攻不下北京城。可巍巍皇明，让敌人如此在京城外头纵马，颜面何存？
朝廷好不容易招降俺答汗，边关算是消停了，等俺答汗一死，其子黄台吉想娶继母三娘子，三娘子不肯，带着两万人跑了，还是朝廷专门派出大臣去劝说三娘子，三娘子这才回了归化城。民间多有讥讽的，但朝廷也有朝廷的难处，蒙古一乱，边关糜烂。那银子真是泼水一般使出去。
朝廷有银子么？九边军饷每年数百万，勉强维持罢了，哪里还有银子。
所以甭看群臣跳得欢，真要办了郑国舅，土默特和察哈尔两部可是刚刚进京，若是当即叛乱了，到时候，那些跳着脚要办郑国舅的，肯定就会被扔出去背黑锅，当做逼反蒙古的替罪羊。
大家跳得欢。只是因为私利，现如今，这朝堂上，谁家家里头没做买卖的？无数大儒都说了，经商亦是善流，只要不是自己亲自去做买卖，让家里头人去经营，那是不妨事的，郑国舅要火中取炭，剜他们的肉。补朝廷的疮疤，他们自然不肯。
可是，银子到底没有脑袋珍贵，如今皇帝一反手把责任给扣在他们头上，要银子还是要脑袋？
像是雒于仁这样的官场愣头青。那毕竟是少数。
故此，一时间。朝堂上竟是没声音了。
“海关？”万历自言自语了一句，抬眼看了看下面，“诸位臣工以为如何？议一议啊！”
这时候，一直没出声的董其昌终于站了出来，“陛下，臣以为，王阁老格局未免太小。”
董其昌这句话，王锡爵听了顿时一滞，喉头一甜，差点儿吐血，狠狠瞪了董其昌一眼，董其昌可不买账，你是榜眼，我是探花，大家差也差不到哪儿去，你不过年齿大些，为政也就那几个手段，不足一观。
“陛下，臣以为，试海上钞关，格局未免太小，为何不试宁波一府？”董其昌挺胸大声，话语却是叫群臣侧目。
“陛下，这不合祖制。”董其昌这等话，对某些人来说，自然是大逆不道的，自然是有人跳出来。
董其昌不屑一顾，“祖制？祖制商人还是贱民呢！如今这朝堂上济济一堂，有多少人家中是商贾出身？”
许国许阁老首先就是老脸一红，差一点儿就跳出来大骂董其昌，老夫好歹也是阁老，不带这么指着鼻子骂人的。
这句话真是大杀器，敢于说自己家中跟商贾无关的，整个朝堂上真没几个，嘉靖年的时候，地方封疆大吏们就开始上书纷纷叫苦，说百姓不安于农桑，纷纷为商贾事，等到了现在，这可是万历年了，把地方封疆们的奏章拿出来看看，几乎没有一个省不叫苦，为什么？百姓不肯老老实实务农，一个个都要去经商。
这就像是后世天朝，改革初期，还有官员收粮食给农民打白条不给钱的事儿，但等改革深化，对不起，地方上都没人种粮食了，壮劳力全出门打工去了，你打白条？你想想办法求爷爷告奶奶把壮劳力弄回来再说罢！
所以，大明这时候真是陷入死循环了，不收商税，农民越来越少，朝廷越来越穷，收商税，士大夫们叫唤，说朝廷与民争利，偌大的财政压力，拼命地压在山陕等北方数省农民头上，农民不造反才怪了。
只看看后世天朝，全面取消农业税的时候，全国全票赞成，反对0票，弃权1票。
只有变，你不变，就是死路一条。
董其昌拐弯骂人，骂完了，只举了一根手指头，朝堂上就全没话说了，“试宁波一府，每年赋税要达到全国的一半，试行三年，若妥当，五十年不变，如此，朝廷的银子当可缓一口气。”
试一府，赋税达到全国一半，这话，也就董其昌有这个底气说了，他这话一说，朝堂上先就被这个全国赋税一半给吓住了，顿时一句话没有。
说到底，这年月，谁不知道银子是好东西，朝廷天天吵，说白了不就是缺银子么？有银子谁吵啊！至于试宁波一府，嗨！死道友不死贫道，咱们也不是宁波府的人啊！
不过。有些人率先反省了过来。不对，这不对啊！
要知道，张居正改革，史载，私家日富，公家日贫，和后世倒卖国有资产有一比，总之，有钱人越来越多了，当然了。表面来看，财政压力似乎也一下没有了，每年赋税也达到四百多万两白银。
看起来财政没压力不代表真没压力，别的不说。你得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黄河不能决口，边关不能有战事，一旦有一点差池，这银子就不够使唤。
这就像是钱钟书的小说里头写的家庭一般，虽然穷，却恰恰好，刚够能掩饰穷
这种的一半，听起来唬人。可实际上意义不大啊！
有心人一算，这岂不是说，那郑国舅只要每年掏两百多万两银子，宁波府和海上就由着让他为所欲为了？
“董玄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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