徭役、里甲正役、杂泛差役、丁银、田赋等等等等全部摊派征收，按照每一个人口、每一亩回来征收，实际上就是比较简单的摊丁入亩，譬如一个县有人口十万，土地十万亩，那么这个县的役银子就按照比例摊派在人口和土地上。
一个县有富人多少？穷人多省？
大明朝大约百分之五的人口掌握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财富，这个摊派，公正么？加上大明虽然巨量吸纳来自海外的白银，但世面上依然是缺乏流通白银的，而一条鞭法只收白银，老百姓到缴纳赋税的时候，不得不把铜钱在商人手上折换成白银，像是宁bo颜家的钱庄，以前做的就是这个买卖，专门给百姓折换银钱，赚其中的血汗钱。
这个被商人和胥吏双重录削的一条鞭法，被后来的大儒黄宗羲称之为旧民一条鞭l
所谓开源节流，这种节流手段，当时看着有些效果，可实际上给国家带来了更严重的隐患，万历后来废除一条鞭，便是这个道理，这位皇帝最终的手段就是大肆派出太监收矿税。
万历年间的矿税，仔细一研究，其实就是变相的商税，皇帝也晓得，老百姓没钱，故此说，安忍加派小民，要问富商大贾们收银子，当时的公安派领袖袁中道曾经为皇帝说过公道话，说：万历中，两宫三殿皆灾，九边供亿不给，外帑空虚。天子忧匮乏，言利者以矿税启之，乃以shi充矿税使，分道四出。
而时人笔记中说评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致数十万不称富，《歙县志》更是说邑之盐荚祭酒而甲天下者初则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连而起，皆由数十万以达百万者。，歙县是徽州下属的一个县，徽商聚集地，徽州六县之一的地方县志，都堂而皇之这么写，可想而知当时商人是多么富有。
故此明末大儒顾炎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说：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
万历派出那么多太监出去收矿税，这税率是多少呢？实际上也不讨就是值百抽十。，就这个十两银子收一两银子的税，结果却是史书上一句【自明之晚季，以矿税为厚敛之端，宦竖四出，徵求无艺，有司因之苛派百姓，海内sāo然。】
其实这无非就是损害了官商一体的既得利益者集团，其中，就以东林党为最，像是所谓东林八君子之一的高攀龙，在历史上就上绛下跳在《上罢商税揭》就危言耸听说：加派之害以税计，商税之害以日计。商税非困商也，困民也。
这就是所谓众正盈朝的东林党的嘴脸，就和前文写过的要问苏州富商征银子修城墙一般，富商不肯出钱，还非要掰出一个理由来【此兴无故之役，以竭其膏髓，大户既穷1小民立槁，固不可为矣！】有钱的大户掏了银子了穷人贫民便会顿时枯萎，所以，这城墙不能修。
这些所谓的君子们，一个个义愤填膺，言之凿凿，似乎说的就是天地至理，后世史学家们也把他们的话当真，最终导致众口一词yin实亡于万历l
可是，即便这些君子和史家们所说的是真话，所谓【一场封建专制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浩劫】，按照他们的数据，平均下来的话，万历皇帝一年也就是刮了商人们大约五十万两银子。
五十万两银子，好大的一笔钱啊！这就是时人笔记中说的隙商大贾甲天下，非致数十万不称富m时代，万历皇帝这娄鳖，巧取豪夺，背了无数骂名，也不过一年才收了相当于一户还称不上富户的人家的银子…等神宗驾崩，东林党君子们教育出来的光宗朱常洛又把这些银子在一个月内全部huā了出去，这真是历史上最大的土鳖父子两个。
读史至此，当真便要从xiong中生出七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来，卧槽泥马勒戈壁。
当然，历史上最大的黑锅明神宗，这时候已经把黑锅移到了郑乖官身上，他到底是张居正悉心教导出来的学生，这其中的关门过节，都是心知肚明的，故此便如普通百姓家中夫妻一般和郑贵妃说话，好生安慰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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