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跟玛丽王太后那层亲戚关系、大西洋公约组织强悍的军事实力摆在哪里，黎赛留显然不会错过这个能让自己走出困境的机会，想了想之后，毅然接过董南递上的文件，一行一行的仔细看了起来。
文件内容不仅如董南所说的一个法律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但又非常之简单，就是怎样确定产权。
“公爵大人，我似乎看到了《亨利宪章》的影子。”
黎赛留看完后突然抬起头来，紧盯着他的双眼，似笑非笑地说道：“毫无疑问，这是一份关于财产权、厘定税收边界的法律草案。制订的条款粗糙而有实效，并将税权则作为财产权的一部分被格外强调，试图以此来限制贵族、教会和政府的权力。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其中的第十二条、十四条和十八条，应该充分借鉴了英国的《大宪章》。尤其‘政府之官吏除依照自由人意志外，不得擅取自由人之谷物、车马、木材等动产’，‘除非得到所有者的同意，否则禁止任何人任意占领其他人的森林’、及‘禁止占有他人的土地’、‘如果没有主人的合法同意，不能剥夺他人的土地、城堡、自由和权利。如果被剥夺了，被剥夺者有权立即恢复这些权利’，几乎跟大宪章并无二致。”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民主政治的精髓，而税权和财产权则是这一切的前提。
但进步绝非一蹴而就的，从《亨利宪章》、《大宪章》到《牛津宪章》，直到162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经历500年混乱的铁血时代，终于向遵守共同规则常态领域过度。期间最重要的原则是，局部的战争是为了最终各方坐下谈判，互相博弈以形成可以遵守的规则。规则的内容从粗糙走向精致，从贵族精英统治走向自由民统治，最终走向全体公民的民治。
现在的萨累政权，是由一帮狂热的原始民主信徒建立起来的，不具备集权统治的政治基础。与其搞个四不像，给不久的将来埋下隐患，并因此而影响到东方计划。还不如来个一步到位，在现有基础上把框架建立起来。
这算不上什么秘密，也正如黎赛留所说的那样，几乎照搬了英国的《大宪章》。董南之所以拿出来，只是想知道眼前这位历史上毁誉参半的人物，在王权、神权和人权上是如何取舍的。毕竟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法国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集权国家。
黎赛留接下来的话，让董南大吃了一惊。
“总体而言，这份草案几乎彻底否定了君权神授。但对贵组织而言，这无疑是眼前最好的选择，甚至是唯一的选择。毕竟萨累没有一个主体民族，连宗教信仰都无法统一。如果不建立一套相对公平的法律体系，那内部迟早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非常独到见解，”董南点了点头，接着问道：“主教大人，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只是一个最合适的制度？”
“可以这么说，至少它不适用于法兰西。”
说到这里，黎赛留突然站起身来，看着窗外黑漆的夜空，异常凝重地说道：“不管什么样的制度，确保内部稳定总是第一位的。萨累地理位置特殊，随时随刻都面临着摩尔人的威胁。相比之下，天主教信仰和新教信仰之间的那点矛盾，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但对现在的法兰西而言，宗教矛盾是眼前最大的威胁。如果再不当机立断的采取措施，将会像尼德兰一样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难怪他一掌权后就拿拉罗谢尔的新教徒开刀呢！原来现在就意识到了宗教矛盾的危险。既然确保内部稳定是第一位的，那之后镇压贵族就好解释了。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法国就是法国，绝不能因为宗教信仰和贵族跟王室的矛盾，而像神圣罗马帝国那样变成一盘散沙。
“您真是一个忧国忧民的教士！”
董南轻叹了一口气，随即岔开话题，意味深长地说道：“不过主好像说过，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主教大人，恕我直语，就眼前的局势而，您似乎没有一展抱负的机会。”
时至今日，法国宫廷一直认为神职人员不配享有为国王出谋划策的荣誉。这是无疑是黎赛留从政的最大障碍，以至于在三年前的等级会议上，为确保玛丽王太后的权威而作出种种努力，最后却没能得到重用。
甚至连让他担任安娜王后忏悔师的承诺，玛丽王太后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没有兑现，让踌躇满志的黎赛留空欢喜了一场。
这番话显然戳到了他的痛处，黎赛留立马转过身来，不无激动地说道：“阁下，古往今来，世界各国，无论在礼拜邪神的国度，或在仅皈依真主的国家，那些在宗教部门被授以圣职的人，总是以尊崇国王为中心，他们不仅在精神领域，而且在民事和政治统治方面都位于前列。
而法兰西为什么不能作出相应的改变呢？毕竟像现在这样做，就是把最当之无愧地为国家效劳的人拒之门外。更何况同其他人相比，我们才最不计私利，因为我们终生独身，除灵魂外，身外无物，不会在人世攒钱，只想在尘世间一心一意地为国王和祖国效劳，以求在天国获得光荣而尽善尽美的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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