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可以的。只是到了鲍明道、鲍明理这些后辈长大之后，才被搞臭了。
在鲍家起家的老一辈中，很多人还是同徽商的整体的格调一致。比如鲍明道的祖父，就曾捐助过一些有家境贫寒却有才名的穷苦书生。从许宣如今的角度看，鲍家的举动内里虽说有一些投资的意味，但更多的其实也是对有前途的晚辈进行一些善意地提携。鲍明道的叔爷在徽州府这边捐资造过不少桥梁，鲍明道的大伯年轻的时候，斥资五千两助当时县尊修路，这些其实都算是功勋，一笔一划都在县志、府志上有过记载。
但表面的繁荣背后，深层的问题也不少。从后世看来，支撑徽商走向巅峰的还是生意人的人生哲学同儒家传统思想的结合。身为生意人，却重视儒家传统，如果站在某个高度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当然会获得不少正面的评价。后世对徽商用以“儒商”的美名便是因此而来。
但是就本身的商业发展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商业的发展中，诚信经营、童叟无欺之类表象化的东西虽然也是必要，但内里很多时候所遵循的其实还是竞争的原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总之比较残酷。而儒家对这些东西是不提倡的，因而遵循这些传统的徽商，虽然达到了辉煌的高度。但是也因为如此，当这些传统的东西根基遭受到动摇之后，徽商便也开始迅速衰败下去。
这是有历史根据的，在明朝末年，清军入关之后，商业领域最大的获利者是晋商，而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徽商曾一度被压制到几近覆灭的程度。随后满足汉化程度加剧之后，儒家传统经过动摇、改造之后慢慢恢复，徽商才又一次振兴起来。一代代的徽商人将这支商帮推向了辉煌的巅峰，甚至在某些时期，徽商的整体财富相当于整个国家的十分之四。无徽不成镇，更是有了“红顶商人”胡雪岩之类出类拔萃的人物，试图以一己之力对抗外来资本的侵袭。
但是，依存于传统的的商帮，在清末儒家传统再一次面临颠覆的时候，毫无意外地又一次陷入低谷。在许宣的那个时代，残存的徽商一直呐喊着崛起和振兴，但是并没有找到可行的出路，因此所谓的振兴一直步履维艰。
另外，商业发展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便是资本流通。
富有的徽商对这些并不看重。有明一代，徽州商人因时乘势，际会风云，在商业领域大展身手。杭嘉湖的丝绸棉布，扬州两淮的食盐，景德镇的瓷器，徽州本身的竹、木、茶、漆和文房四宝，华北的大豆，两湖的稻米……种种领域都打上了徽商的烙印。
在外经商，积累了大量家资之后，有了钱财，大多数徽商却都选择荣归故里。这些钱并没有作为流通中的资本进行循环和再生产，而是在美丽的徽州大地上兴建了各种精致的亭、台、楼、榭，用以维持奢侈的生活。“入则击钟，出则连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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