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三年年中，和禁军改编同时，王通开始改革宗室之政，各地亲藩宗室不得出封城的禁令取消，但寺他皇庄也一并取消。
给了亲藩宗室两个选择，亲王和郡王这两个级别，可以携带家产来到天津卫和松江府居住，郡王以下，自谋生路。
也就是亲王和郡王有封地皇庄，其余的都是靠吃宗禄为生，而宗禄仅仅是存在于纸面上的概念，他们现在本就是自己养活自己，在山西和陕西的宗室早就已经去塞外谋生了，对于郡王之下的宗室根本没有什么影响。
但亲王和郡王这一级，却舍不得自己的荣华富贵，他们的封地和田产都是当地最好的，这等产业如何能舍得。
悲哀的事情就在于，他们被圈在城里太久，已经没了抗争的勇气，当地的百姓士绅世世代代被这些宗藩祸害，对他们的离开各个拍手称快，没有人愿意帮忙或者是做别的。
几个不甘于如此的王爷想要作乱，想着大明几百年天下，总有人愿意跟随，或许天下景从，结果除了些读书读到脑子坏掉的酸儒，冷冷清清，轻易就被平定，也有一个知道反抗不成，却也不甘心被这么安排的，潞王再得到消息之后，在王府中自尽，在洛阳的福王倒是高高兴兴的去往天津卫，并且还上疏泰昌，想要将自己的母亲王恭妃接出皇宫奉养，这个要求也被答应了。
许宗室出城自谋生路，迁藩王郡王于天津、松江，被认为是一大高明之举，宗室这个无非是给贫苦人一条活路，那些王爷们去了天津卫和松江府，一方面可以就近监视，一方面大大繁荣了经济。
这些王爷手里都有大批的钱财，不想坐吃山空就要做生意办工商走贸易，他们的钱财投下去，哪怕仅仅是在消费，都会让经济大夫的受益。
绝大部分的王爷去往这两处之后，一方面是为了朱家的将来惴惴不安，一方面总算从那圈着他们的城市中走出，在天津卫和松江府看到了这天底下最发这最繁荣的景象，都是不亦乐乎，当然，这其中有多少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那就不可知了。
更加关键的是，各地宗藩的离开，留下了大批上好的良田和产业这些田地被定为公田，就是说不管谁在上面耕种，田主的身份是谁，有什么待遇都必须缴纳皇粮国税，不得减免，然后又有发令，说是虎威七军的士率军属耕种，服役期间可以获得免税，退伍之后可以减税，这个手段，一方面让中央财政变得宽裕一方面让王通的统治基础变得更加牢固和广泛。
在万历三十四年开始就不断的有言官上疏有大臣提议，说是士绅凭功名免税的法令有害国家，应予革除。
到了泰昌三年，南北直隶两处开始试行士绅一体纳粮的法令，这并不是官员们琢磨着如何利国，而是因为在大明南北直隶这两个最发达的省份，工商阶层对地主们占有大量的劳动力越来越不满，他们最起码要从法令上让囤地耕田吃租变得不那么有利可图。
漕粮运输从泰昌元年就开始改变节约大量成本，运力更大的海运开始取代漕运，在泰昌二年因为拨付到河工上的款项大幅度的减少，国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宽裕。
泰昌五年，将辽宁兵马以及建州和海西商团武装一部分整编成为虎威第八军，驻守辽宁、建州、海西和朝鲜，成立水师海东都督府，以及虎威第九军，驻扎在倭国各处。
泰昌五年底，内阁首辅徐广国、次辅吕万才、大学士杨思尘联名上疏，请泰昌顺天理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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