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那些中心城市，虽然本身没有发达的工业手工业，但城内货肆鳞次，商人们汇集天下之货在此出售，想要什么都应有尽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初严格的户籍制度土崩瓦解，不仅是军户名存实亡，负责为官府生产的各种匠户也逃亡一空，这些人到大城市中改名换姓，加入到商业生产的行列中。官营作坊的消失，更使得官府直接征收所需物资，变得困难重重。
这些新出现的经济现象，对官府的各项政策与措施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一些旧的常规的做法行不通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方法——置身于商品经济大潮之中，许多官员深感征收官府各种实物并负责运输，不仅费心劳神，还常常因为各种原因误事受罚，他们希望能借用商人的强大力量，来轻松完成任务。
到了嘉靖末年，商人已经成为掌握社会经济的重要力量。各大城市中的居民，多半以商贾为业，剩下的一半，则是为商人做工的雇佣者，可以说，整个城市经济，都已经被商人们控制了。家拥万资的富商大贾如过江之鲫，家资至百万者才能称为巨富。其他二、三十万，只能称中贾耳。
几百年后的人们会知道，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越大。尤其是商人们善于和官府以及地方势力打交道，越是富有往往就越有势力，这使得他们不像农民那样可以随意盘剥驱使。
尤其是嘉靖以后，沈默提出的‘以商养士，以士护商’的号召，在这十几年间，已经深入人心，各省的商人们普遍效仿晋商，把赚来的大把银钱，投入到本地的文教事业中，开办学校、资助士子、赞助文会，馈赠文士已经成为常态，经过十几年不懈的努力，使朝廷地方有大片为他们说话的官员、文人……一旦官府催征过猛，诛求无度，赖账不付，马上就有数不清的文人口诛笔伐，危言耸听，骂官府‘捶骨竭髓，以致人人破家，逃死相继’，也会有官员以充满同情的口吻上书，说什么‘数万金之家，无不荡产罄货，因而投河经渎，言之酸鼻刺心，孰非酷吏之流毒哉？’好像一夜之间，商人就要全都破产了一般。
而且老百姓也不站在官府一边，这个年代商人的主流形象，还是疏财好义的儒商模样，他们用极小部分的钱修桥铺路，赈济灾民，就让老百姓念念不忘他们的好……这在后来的轩然大波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因为百姓还远未到觉醒的时刻，对于直接剥削他们的地主乡绅尚且奉为神明，诚心拥护。更不要说剥削手段更隐蔽的商人了……
在这种环境中，官府想不付钱就驱使商人，是万万不可能的。
于是官员们一直想方设法的增加银钱收入。正统元年，东南七省的田赋改折白银纳税，正是代表了官府的这种欲望与政策的变化。不久，田赋外的所有税收，都逐渐以银代物。直到一条鞭法问世，彻底的取消了实物税，只向百姓征收银钱。官府的仓库里，不再堆满了五花八门的实物，取而代之的是白花花的银两。官员们终于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品种更加齐全，数量更加丰富的商品了。
然而官府直接派人去市场，采买名色繁多的货物，显然是极不便利，也不合适的……对于口不言利的士大夫们来说，要跟小民百姓讨价还价，实在是有失身份，也没那个耐心。于是另一种被广为采用的形式出现了，那就是招商买办，即是在官府采买与市场供应之间寻找中间人，官府只与中间人联系，一应所需物资，都由中间人采购并运送到指定地点。这种中间人便被称为‘买办’，一般都是资财富厚的大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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