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因为喝酒，还是因为激动的：“如果志同道合，我就算给他当马前卒又如何？”说着把酒盅往桌上重重一搁道：“可是这老葛，横竖看我不顺眼，和别人能客客气气、谈笑风生，但我一露面，他就闷不吭声。不管我说什么，他都只是‘嗯’一声、我要问他什么意见，他就‘哈’一声；逼急了的话，最多再‘哼’一声，完全拒绝和我对话。”
沈默陪着张居正一起叹气，心里却知道，其实张居正性情深沉威严，入阁后更是十分有相体，难免会给人以‘倨傲’的印象。偏偏葛守礼人如其名，十分注重礼仪规矩，对张居正这种‘目中无人’的表现，自然十分不满。他不认为这是张居正性情使然，只觉着此人入阁之后，便自诩为相、目无余子了，当然不会给张居正好脸色看了。
不过这还在其次，因为如果只为了尊卑的话，看在徐阁老的面子上，葛守礼也就不跟张居正计较了。关键在于，他们持不同政见——在对待财政的问题上，葛守礼是坚定的保守派，他认为应对朝廷的财政危机，要从节流入手。他的理由也很硬气，嘉靖初年时，朝廷的赋税就是这些，当时可以敷衍开支，现在就没道理不行。之所以不行，是因为被贪污浪费的地方太多了，问题出在官吏身上，而不是百姓。因此他反对任何政府主导的改革，认为它们都会因为脱离实际、以及贪官污吏的破坏，而最终变成祸国殃民的恶政。所以他主张应当宽政简行、约束官吏、以不扰黎民为要……这显然与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改革格格不入。而两人冲突的焦点，又集中在‘一条鞭法’上。
对于张居正大力推崇，并极力在全国推广的‘一条鞭法”葛守礼却视为洪水猛兽，他在上任后不久，便上了第一道《宽农民以重根本疏》：
奏中很恳切的谈起了他对新法的看法。说：‘国初征纳钱粮，户部开定仓库名目和石数价值，小民照仓上纳，完欠之数了然，其法甚便。近年推行之一条鞭法，不论仓口，不开石数，只看每亩该银若干，因在东南取得成功，便被许多人奉为救时良药、仿佛能包治百病一般。其实这玩意儿一点都不新鲜，几十年前臣就见过，不过当时有另一个名字，叫‘一串铃法’罢了。
然后他回忆起过去的教训道：‘臣当年刚下地方，担任彰德府推官时，其时赋役尚如旧也，历观河南人物殷富、沃野盈畴，一派盛世景象。后有河南巡抚张某，标新立异，以东南之法行之河南，将朝廷的地租和赋税全都并之于地，竟不论户之等则，只论田之多寡，按地课差然而工匠因没有土地而免差、富商大贾虽多有资财，亦因无田而免役，结果田地愈多者苦愈甚衣不遮体、终岁辛劳的农民独受其困故而纷纷效仿，放弃自家的田土，以避朝廷税赋最后农民器然丧其务本之心，富者贫，贫者逃，致使田土遭弃，化为荒原，许多县极目不见其界……这是书生误国，让黎民百姓雪上加霜的恶政啊’
‘及臣任巡抚时，整个河南荒田弥望，黎民憔悴。荒田至数十万馀顷，人烟继绝，周回几百里官府招人垦种，亦无有应者，这就是推行新法的结果。当然臣也承认，新法在东南推行颇有成效，但正如‘南橘北枳’的道理，人家东南那边、收入既多，又十年才一应差，故论地亦便。而河之南北，山之东西，地多瘠薄少碱，天常无雨久旱，每亩收入不过数斗，而寸草不生亦有之，且又年年应差正赋已无力交纳，岂能再加以重役？现在有司非但不思轻徭薄赋、以安生民，反而变法乱常，起科太重，征派不匀且有胥吏因缘为奸，增减洒派，弊端百出，百姓焉能不受其害？’
‘当时有个荒唐无比的现象……曾经买入土地的地主，为避免多纳税赋，宁肯不要本钱，也要地归原主，而原主自然不要，双方便起诉讼，仅卫辉府之一县内，一日便有因此具状者二百人。开审时臣也旁听，便听原主抗辩云：‘当时为贫卖地，今地归于我，将何办差？’结果一人必欲归，一人苦不受，县令亦无可奈何……自古‘国以农为本，农以田为根”土地生物以养人，财用皆出于此，今日却使人恶之如是，为法之弊，无甚于此者’
‘后来臣叫停新法，命查复旧规，按户纳同等税粮，赋税亦按丁口，民乃喜若更生又乐种田，而逃亡者亦渐复业焉……未几微臣迁官，而继之者不察，又复以地科差，今其患未已，不知凋弊作何状，此亦可以为戒矣’
‘然而朝廷现在又想在北直隶推行‘一条鞭法’——计地徵银，农民丧气，无可奈何，只得脱离田土，将来畿内荒芜，必可立见又闻之此法还将浸yin及于山东，臣以为更加离谱须知山东地大半滨海，盐碱少薄，甚至不毛，民已为赋税所累，困苦之极，若再加之以差，必然民尽逃，地尽荒矣此皆在数年之间尔，可不畏哉？故请正田赋之规，罢一条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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