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上了，他顾不上脸颜扫地，还以为在接受调查中只有低头认罪，当下的那点事会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味地想快一点走过场，其结果就是被专案组诱导、稀里糊涂地承认很多有待辨别的事实，最终被推到群情激愤的批斗大会上当反派主角。
在砸烂公检法的年代，批斗会就等于审判会。张主任低着头从台上下来，接管他的是县中队两个武装官兵，他们俩拿出冰冷的手铐将他押送看守所，临行前还进行了游街示众。
这样一来，五亭街道上不可避免地要上演一幕很多革命影片经常出现的画面，一个壁垒森严的场面，儿女们在一旁无助地哭喊，一个高大而又遍体鳞伤的革命者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囚车带走......
虽然今天的场景很负面，是贪污犯张主任没有长成的三个儿女站在路边绝望地哭泣，但几个未成年孩子释放的亲情和电影里绝对一样。她们为了能多看爸爸一眼，全然不顾别人的白眼，傻傻地跟在游街队伍中，直到父亲被送上囚车。
路旁一位爱管闲事的大妈，逮着打办工作人员问：“这位同志，姓张的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啊？”打办工作人员还没有从义愤填膺的氛围中释缓过来，一脸愤恨地说：“这个革命队伍中的蛀虫，前后加起来最起码有两百多块钱！”
老大妈张着嘴巴半天缓不过神，也不知道她在感叹贪污的钱多、还是少。不过，在路旁稍知内情的人私底下嘀咕：“这是内部斗争的必然结果，鬼都知道，收没的东西除了上缴外，在打办工作的人多少都有得分，就是张主任多了二百多块而已，那里出现革命的蛀虫，其实是权力之争的结果！”
在文革的政治生态里，无须去评断老张同事是否卑劣，因为“大革命”的一切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再说苍蝇也不会叮咬没有缝隙的鸡蛋，有把柄在别人手里，免不了要在阴沟里翻船，何况“莫须有”的罪名在那个年代层出不穷，因为那本来就是整人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