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砸烂公检法”的年代，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威严一度排在公安警察之前。一帮为糊口到处赶集的人被打办围追堵截，一旦被他们逮着了，一定是活生生进去，死翘翘地出来。
那年头工人的概念很模糊，除了修地球的农民，凡是吃商品粮的都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打办兼带“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使命，成员相对复杂，你说他们是干部，可他们的衙门只是挂靠在供销社一个部门里当差，他们的身份性质应该到文革后期才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在那特殊的年代，整人被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力量备受大众推崇，因此文革末期活跃在城乡的打办成员都是“大革命”中“修成正果”的一群有头有脸的人。不过，他们也有尴尬的时候，在行使职权中的行径，多少年以后还成为人们的话柄。
这都怪五亭镇政治风气过于昌明。在一段时间里，组织忆苦思甜活动都成了制度化，主事者特意找一些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人，将他们请到台上，让他们讲述民国时期那些最负面的经历。可有一次组织者遇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事。那天公社革委会在学校礼堂安排忆苦思甜，主事者请到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婆，她衣衫褴褛地站在话筒前讲述她怎么做童养媳、怎么帮地主家做清娘奶妈，一溜话说下来，不留神想起了几天前一篮红枣在集贸市场被打办粗暴执法的事。
打办认为，成品红枣不属于自产自销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兜售属于投机倒把行为，必须马上收缴。可苦难深重的老太婆如同命被揪走一般，她求爷爷告奶奶，推搡中把一篮红枣给洒了，地上尽是污泥，老太婆捶胸顿足，瘫在路边哭了好几个小时。
在忆苦思甜会上，老太婆气不打一处来，三言两语的把这个事给控诉了，最后声泪俱下地说：“以前土匪在山上，现在土匪在街上！”
主持人都听傻了，当即把老太婆定性成现行反革命，义愤填膺地宣布，忆苦思甜会改成批斗大会，把老人家推到台前，按下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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