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层领导和知名专家来学院授课。彭德怀、林彪、罗荣桓、贺龙、陈毅、聂荣臻等都曾到学院来视察或作过报告。杨献珍、艾思奇、许涤新、薛暮桥等先后来学院讲过哲学、政治经济学。陈毅外长作过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农业部长廖鲁言作过农业问题的报告，商业部长姚依林作过商业问题的报告，钱学森作过尖端技术方面的报告，等等。当时中央各部委对高等军事学院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大力支持。学员们对请中央各部委负责同志作报告，反映非常强烈，视为来北京学习的重大收获。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提出高级干部应读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罗瑞卿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找陈伯达列出了马、恩、列、斯的30本书的书目。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宣传部把这30本书印成单行本。毛泽东还批示要印“大字本”，以便老同志阅读。当时军委指示由高等军事学院具体实施教学，决定采取轮训的方式，每期学习3个月，每次学二三本书。李志民和学院其他领导对这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光荣任务非常重视，决定抽调最好的教员组成专门教学组，由社会科学教研室副主任李方担任组长，认真备课，编写辅导材料和名词解释等资料，并在轮训前组织试教。高干读书班共办了4期，学员为来自各大军区和总部机关的高级干部，除第1期只有四五十人外，其余各期学员都在100人以上。学员以自学为主，每个学习小组有一名教员辅导，有疑难问题，教学组经过讨论后再作小结。在李志民的具体指导下，高级干部读书班越办越好，引起了军委的高度重视和关怀。1963年11月30日，贺龙、聂荣臻元帅来到学院，接见第2期学员并合影留念。参加读书班的高级干部学习积极性很高，他们认真读书，不耻下问，虚心好学，孜孜不倦。经过学习，他们普遍感到受益匪浅。他们毕业以后，回到工作岗位，还亲自抓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亲自辅导。一时间，全军高级干部学习30本书蔚然成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得知高等军事学院的高级干部读书班的情况后，专门请高等军事学院汇报30本书的教学情况，《人民日报》记者也来高等军事学院采访，介绍他们的经验。李志民还专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向全国高级干部推广30本书教学经验的文章。后来，林彪别有用心，贬低马列，搞“活学活用”、“立杆见影”那一套，在错误批判罗瑞卿时，又把学习30本书作为他的“罪状”之一，致使读书班中断。
1964年，正当李志民集中精力抓学院工作的时候，突然来了一次院校整风。由军委一名副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组成工作组，直接领导高等军事院校的整风工作。一开始他们将斗争矛头指向李志民，硬说李志民为“彭（德怀）黄（克诚）分子”。后来军委一位负责同志发了话：“谁是彭黄分子，我还不知道？我是彭黄专案组的组长。”工作组不死心，又立即把矛头转向政治部主任林浩，抓所谓“杨献珍的大弟子”。他们借口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来高等军事学院讲过课，因而要揭“阶级斗争的盖子”。那时社会上正指责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而杨献珍在学院讲课时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主观主义思想，阐述了事物除了“一分为二”以外，还有“合二而一”的观点。“合二而一”作为一种学术观点，若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本不应与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尤其让人难以理解的是，30本书教学本来是有很大成绩的，这时却成了一大罪状，批来批去，弄得人们对马列教学也不敢搞了，造成教学思想的极大混乱。李志民与他们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高院经过这次灾难性的折腾后，再没有招收学员，教学工作全部停顿。
1965年春，李志民根据上级的指示，带领高等军事学校教职员和部分地方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到河北省乐亭县东石各庄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一到乡下，就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对基层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他不搞乱批乱斗那一套极“左”东西，而是实实在在帮助基层党支部，密切党群关系，建立起一个坚强的党支部领导核心。
196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6月22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部队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个问题的请求报告》，要求全军院校要积极投入这次文化大革命。林彪、**集团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给李志民强加罪名，煽动造反派不分昼夜地轮番批斗，甚至拳脚相加，进行残酷迫害，还株连家属。1968年国庆节，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李志民被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并被“保护”起来。1969年2月2日，军委办事组发出1号文件，将原高等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撤消，合并成立军政大学。高等军事学院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这年10月，李志民和夫人刘平被赶到江西省高安县渡阜农场，李志民被强迫改名李光：“监督劳动”达3年之久，他身心遭到严重摧残。在罹难期间，李志民始终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同林彪、**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9.13事件后，林彪集团覆灭，李志民复出，1972年任福州军区政委，1977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任军委顾问。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7年11月16日病逝于北京。著有回忆录《革命熔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