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军事问题补充报告。1930年夏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0年8月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12月回到上海,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32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0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作战指挥上的教条主义错误，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调任第 5军团参谋长。长征初期参与指挥5军团殿后,掩护中央机关通过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1934年12月，刘伯承复任军委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抢夺娄山关。1935年1月参加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指挥干部团一部抢占皎平渡,保证全军顺利北渡金沙江。5月，任先遣队司令,与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部为全军开路。进入大凉山时，坚定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留下一段千古美谈。尔后率第1师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同张国焘分裂活动进行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刘伯承任第129师师长。1937年10月，日军占领石家庄后，继续侵犯太原，沿正太路西犯，根据当时敌情和统一战线的政策，刘伯承率一二九师东进平定地区，阻击西犯之敌，支援国民党作战，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根据敌人行动计划，刘伯承判断敌人要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物资，即命令我军利用七亘村附近的有利地形，埋伏待敌。果然，第二天，日军辎重部队通过七亘村时，我军有意放过先头部队百余人通过伏击区，等辎重骡马进入伏击圈后，一阵枪炮猛攻，致使敌军无法还击，狼狈向回逃窜。这次战役，除敌人少数掩护部队和辎重逃回测鱼镇外，全部被我歼灭。七亘村战斗结束后，刘伯承预见到日军向平定地区运送军用物资的任务没有完成，前方需要子弹和粮食急如星火，根据交通条件，七亘村是日军前往平定的必经之路。敌人对中国古代兵法也是熟悉的，也懂得“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得常遵”的用兵道理，但他们却迷信教条，认为我军伏击胜利后，必定已转移他处，不可能在七亘村一带再次设伏。于是，刘伯承以其神机妙算，在严密分析敌人态势和情况后，再一次大胆在七亘村设伏，又消灭敌人数百名，缴获骡马数十匹。七亘村重叠战乍看好象违背了兵书条文，其实正是刘伯承将军熟悉兵法，灵活运用的战略思想的体现。同样是伏击战，有的是伏其救者，有的是伏其退者；有的是“利诱而伏击之”，有的是“威胁而伏击之”；同样是歼灭战，平汉战役是“猫盘老鼠”，陇海战役是“纵深闪电”，鄄城战役是“拖刀计、回马枪”，滑县战役是“猛虎掏心”，巨金鱼战役是“釜底抽薪”。这些战役足以说明刘帅对兵法谋略已达到运用自如，得心应手的地步。1938年3月，刘伯承运用“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兵法，先攻黎阳，再在神头岭将日军救援部队1500余人伏击歼灭。日军称这次战斗是“支那第一流的游击战术”。接着，刘伯承又率部取得了响堂铺伏击战的胜利，歼敌400余人。不久，日军调集重兵对139师发起九路围攻。刘伯承审时度势，集中兵力攻其薄弱的一路，在长乐村歼灭日军第117联队2200人，粉碎了敌九路围攻。并将敌后抗战由太行山向冀南平原和鲁西北发展，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8至12月，刘伯承率129师及晋察冀军区一起，共同实施了以正太路为主要目标的破袭日军交通线和据点的进攻战役，即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在日伪军加紧实施“囚笼政策”、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时，积极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实行主力地方化，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的城镇据点和交通线出击,在被动中争得主动,挫败日伪军的“蚕食”和“扫荡”,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同时多次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根据地的进犯。
1943年9月赴延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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