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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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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改红十六师为湘鄂赣野战军。同时进行省委党政领导调整,傅秋涛改任省委苏维埃主席。同年5月10日成立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傅秋涛任主席。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成立后,采取“快邮代电”方式发表声明,主张同国民党和平合作,一致抗日。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达成了停战条件。

    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9 月至1938年1月,任湘鄂赣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司令员。1937年12月至1939年1月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常务委员。率领湘鄂赣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编入新四军。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成立,同时成立新四军军政委员会,直属中央军委,傅秋涛为委员。与此同时,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编成4个支队。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编为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任支队司令员兼一团团长。随后,率部离开平江嘉义奔赴抗日前线,按预定计划到达安徽屯溪、岩寺,与新四军军部会合。傅秋涛率部在岩寺进行整训后,同年6月奉命东进到江南的高淳、当涂、溧水3县交界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为粉碎日军的“扫荡”,率部两次进行了破坏宁芜铁路的战斗。1939年,队伍不断扩大,第一团扩编为新一支队(以区别于原陈毅的第一支队),任司令员。1939年11月,傅秋涛指挥部队与三支队配合在繁昌东郊城山头,予敌以重创,毙伤日军450余人。1940年4月,傅秋涛又指挥部队在父子岭伏击日军,歼敌370余人。同年10月,又在叶挺指挥下,奋勇迎击日军1万余人的大“扫荡”,夺回日军占领的泾县县城。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傅秋涛任新四军皖南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时,率部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顽军的突然进攻。傅秋涛奉命在原地构筑工事防守。随后,组织部队进行突围战斗,分散冲出重围,他所指挥的一纵队的干部战士也突围出来约1000人,占全纵队成员的三分之一,保存了新四军的一支骨干力量。傅秋涛用人得当。这是高明指挥员的高明之处。傅秋涛在大斧山危机的情况下,听取了汪克明的建议,在关键时刻分兵突围,放下包袱,组成精干的队伍,相继先后突围。皖南事变中傅秋涛部突围,处处充满“历史辩证法”:战场联络中断本是失败之征,但却使他能够独立行动,作出突围的正确抉择;战斗期间的较长会议本不可取,但却因为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形成了正确的决议;反动道会门组织本是革命的对象,但却因为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和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英明,使他们帮助傅秋涛部逢凶化吉,而这一切又与傅秋涛的个人政治思想素质、军事素质和指挥才能紧密相连。突围到了盐城后,凡皖南突围出来的团以上干部,皆由新任的军参谋长赖传珠负责政审,确认无问题,做出组织结论后,再另行分配工作。傅秋涛在新四军盐城华东党校一边学习,一边接受审查,历时一年。这是一个逐渐理清傅秋涛皖南突围过程的必要的组织程序。

    1942年3月傅秋涛被任命为驻安徽无为的新四军7师副师长(师长张鼎丞在延安,未到任)。1942年9月至1943年2月任中共皖鄂赣(皖江)区委员会代理书记。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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