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环境中产生的，追根溯源不能不与先秦时期的历史文明有关。
所谓“文明”，它包含多种含义，主要的有两点：一是指文化的总和，即某一时代或某一地区具有特定性的文化，有时也指某一延续时间长、传播地域广且又有若干分支的总体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等同于文化；二是指一个氏族制度已然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一般来说，当一个先进文化达到了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运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已有某些进步，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已经发展到足以解决一个复杂社会的秩序、安全和效能等方面的某些问题时，才表明它已进入了文明时期。楚文化最重要的便是编钟。
楚武王熊通即位后开始谋求向外发展，“辟在荆山”这一狭小的区域也不能满足楚人的发展要求，楚文王迁都位于今荆州纪南城的郢，自此至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吴师攻陷郢都止，是为楚文明的成熟定型期。这一时期的楚国在巩固后方的基础上逐步吞并了江汉地区、南阳盆地及淮河上中游地区的数十个文化因素各有特点的国家，其地入楚境，民为楚人。在这一系列并国扩境的过程中，楚人根据形式的变化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及实力条件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处理方式，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灭其国，绝其祀，县其土而有其民，在这一过程中，楚人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将其逐步纳入楚民族的共同体，民族融合进程加快。同时，这一范围内各种经济、文化因素相继融入楚系，从而为楚文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大量新的因素和有利基础。
实物资料表明，独具特色的楚文明是在西周以来已有的姬周文明的基础上，历经这一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机遇的洗礼，通过融合、吸收被吞并的众多周王室同姓、异姓封国及其它诸侯国的先进文化因素加以综合、提炼并经过创造而成，正是在此时，楚文明以非凡的气势率先突破了中原姬周文明的樊篱，取得了质的飞跃，从而完成了自己由幼年期到成熟期的重大转折，进而使楚文明在各方面的发展逐步定型。
楚昭王十一年（公元前505年），楚借秦力击败吴人，后昭王迁都于鄢（今湖北宜城），后又返郢，直至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止，是为楚文明的繁荣鼎盛期。
这一时期楚国历史虽然有起有伏，但楚国的发展未受到大的打击，而是连续不断直至达到最繁盛、最光辉的顶点。其政治体制方面有断断续续的改革，旧的县由大化小，并已在全境范围内普遍设立，边境设郡，官职爵秩已经相当完善，经济快速发展，生产力大大提高。发达的经济基础为楚文明的繁盛创造了有利条件。楚文明一如冲出峡谷的江河，以奔腾万里之势不断在原有基础上取得飞速发展，表现出更富民族特色的文化内涵，以致盛极一时。
春秋战国之际，楚国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社会生产蓬勃发展，政治局势迅速改观。到战国早中期，楚国在北面与中原诸国争雄，时有进退；西北、西南分别防御秦与巴蜀而主要是来自秦的威胁，以秦岭、巫山山脉相阻隔，并分别设立了汉中、黔中、巫郡等；东面是楚国发展相对比较顺利的方向，其军队多次出入齐鲁国境，并直至海滨，但战争频繁，建设难以连续持久；南面主要是“蛮夷”之帮，楚人沿洞庭湖两侧南进，直到五岭，这一区域基本没有大的战争，政局稳定，楚文明也得以持续发展。鼎盛期的楚文化遗存就主要在江汉平原及楚国南部的今湖南境内发现，并向楚全境辐射。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因白起拔郢而迁都陈城，习称陈郢，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又迁都寿春城，习称寿郢，直至楚负刍五年（公元前223年）为秦所灭，是为楚文明的滞缓衰退期。
这一时期楚国基本处于动荡之中，尽管有相对的稳定，也是十分短暂的。楚国政治**，思想保守，经济上又因国土的沦丧受到了惨重的打击，楚文明也丢掉了赖以发展和昌盛的坚实基础。楚国历史已成颓势，楚文明也随之凋敝，偶有出色成就，也是昙花一现。
后来楚国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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