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农村留守人口的产生，通常的解释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这不仅推动了城乡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户生计水平。
借用经济学者的话语，乡城迁移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它是农村家庭在进行权衡计算之后理性选择的结果。与此同时，城乡二元体制壁垒使农村人口难以实现举家迁移，留守人口的出现是家庭为实现收入最大化而做出的权宜性决策。经济人假说倾向于将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留守人口现象归结为个体理性和自主选择的结果，归结为家庭的微观经济行为与决策。
然而，农村留守群体沉重的生活现实果真是家庭自主选择的结果吗？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农村留守群体的产生，其根本在于以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商品化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对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空间产生的巨大挤压，是以农村家庭幸福为代价来汲取乡村资源、实现现代化经济增长的结果。
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发展过程，历来都是向农村索取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剩余和资源：建国初期，我们是以统购统销和价格剪刀差的方式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城市工业；改革开放后，我们又是通过城乡壁垒的松动和对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将农业劳动力引向城市，以便“现代部门”能够以廉价的工资水平获得劳动力的大量供给。
农村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作为工业化所必需的粮食、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输出地，以及工业部门摆脱危机时的产品倾销市场。在资源被转向城市的同时，传统的农村也愈加受到商品化的侵蚀与挤压，巨大的货币压力迫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忍受亲人分离之痛，到城市去寻找谋生之路，而留守乡村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也不得不背负着同样沉重的身心压力。
这几年，随着社会对留守问题报道的增多，留守人群的生活状况也开始引发了社会的关注的思考。当然了，这些深层次的东西是社会学家考虑的事，那是他们的工作。以尹长风有限的人生阅历是不可能去关心，去思考这些问题的，他只是本能地考虑自己想做的事，而阿萍她们这些大山里外出务工的女孩子，男孩子在外也干不了什么好工作，大家一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