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丝毫的停滞，表现出超群的能力和见解，听得杜周南连连点头，一旁的孙百里也露出赞赏的表情。
杜周南随即追问道：“那么官营资本的发展壮大是否能够对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有所帮助呢？”
李黎洲低声回答道：“非常有限！这些资本基本上都集中在几个家族手中，趁机大发国难财，哪里会管国家的死活！”说着，他的脸上露出激愤的神情。
孙百里从杜周南的问话里面隐隐约约察觉出里面的含义，但是又不敢肯定，于是问道：“杜先生，你问这么多问题，是不是想估计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
杜周南用力点了点头，语重心长地说道：“刚才在献金大会的现场，我就感觉有些奇怪——尽管商人重利，但是最基本的利害关系还是知道的，无巢之下岂有完卵的道理应该也不陌生，他们却始终不愿意解囊相助，实在令人费解！所以，只能有一个解释——他们自身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接着他详细解释道：“四川省的人口在五千万左右，而国民政府累计发行的债券却高达二十亿元之多，平均每人要支出四十元以上，再加上不断增加的捐税、飞涨的物价，保证基本的生活都有困难，哪里还有多余的钱来消费？没有消费，商人们又从哪里赚钱？”
孙百里深有感触地补充道：“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手中不但有富庶的江浙，还有其他十几个省份来分担政府和军队的支出，现在却几乎全部落到四川人消瘦的肩膀上，居然还能够支持的住，四川民众的坚忍可见一斑！”
杜周南默然说道：“百里，大后方的情形是如此不堪，相形之下，咱们福建、江西和广东几个省简直就跟天堂一样，这样一来，国民政府肯定会要求会接着参政会议的机会要求我们把财政收入上缴中央的。”
孙百里这才明白杜周南追问李黎洲的原因，沉吟着说道：“财政上缴中央倒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情，只要对抗战有利，对民众有利，怎么做都可以！但是，怕就怕只能解燃眉之急，最后却把咱们这几个省也给拖垮了——按照国民政府目前的做法，十有八九是这种结果。”
李黎洲急忙说道：“军长，千万不可以！一旦让这些官僚资本插手福建，后果必将不堪设想，陪都的形势这么艰难，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重庆生活的这两年时间，亲眼目睹了官僚资本的种种危害，李黎洲万万不能接受它们把自己的家乡也搞成这个样子。
这时候，一直坐在孙百里身后座位上闭目养神的罗思柴尔德突然睁开双眼，说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实行战时经济政策，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于与战争有关的各部门、各领域、各环节，按照统一的计划，实行统一的乃至强制的管制，这是国民政府的唯一选择，也是客观需要。国民政府为了解决財政困难而实施的增税、发钞、举债和外汇统制等政策是应付大规模战争的国际惯例，虽然有诸多消极影响，但是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显然，作为资深金融专家，他对这些措施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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