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采用同样的方式。
唐承隋制，文武官员均可授勋官，共有十二级。按照规定，勋官可以与相应品级的公卿大臣处于同等班位。但实际上由于授勋过多，动以万计，因此无职事的勋官实际地位往往在胥吏之下，仅仅成为一种授予的官员荣誉称号。事实上，这项制度并没有任何的激励作用。
新帝国决定取消所谓的勋。
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国家体制，皇帝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操有对一切臣民生杀予夺的大权。法律和法令都以皇帝的名义颁布，皇帝有权修改法律和法令，并可以不受法律和法令的约束。在皇帝之下，有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职官体系。
在中枢机构中，制令机关、封驳审议机关与行政事务机关是分工而又合作的。政务机关和事务机关的职责是很分明的，监察机构也很完备。此外，还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品阶勋爵制度。相关典籍记载： 其辩贵贱，叙劳能，则有品、有爵、有勋、有阶，以时考覈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方唐之盛时，其制如此。
这套制度在当时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新帝国决定继续采用。
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唐代的职官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使职差遣”逐渐侵夺了原来职官的权力，新出现的一些使职，使得原来的一套官僚体系发生了紊乱。他们占据了中央与地方的大部分权力。当时的局面，正如李肇《唐国史补》所说的“为使则重，为官则轻”。
这个不规范的制度，给帝国的行政机构运转，带来了很大的弊端，有些地方的行政体系因此瘫痪。比如说，你是某县的县长，本来权力应该是你行使的，但是突然有一天，另外一个人来了，拿着上级领导的旨意，说是要代替你行使权力，但是，你的县长职务，却也没有撤销，你和他相互扯皮，这样自然会出问题。
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有时候甚至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数个甚至是十几个。例如有些比较富裕的县，往往有多个权力相同的人。比如说，省长派个人来，省委书记随后也派个人来，最后副书记什么的也插上一脚，市委书记、市长什么的，也派人来凑热闹，于是一个县，往往有好几个权力相当的人，大家互相斗法，争权夺利。神仙斗法，小鬼遭殃，治内的百姓自然是苦不堪言。
现代人觉得很荒唐，但是在唐末，却非常普遍，结果导致原来的县长，根本无法行使权利。这种制度，给了高官收了贿赂的最好途径。只要有钱，随手给你一张纸条，你就是一个县的高官了。至于这个县有多少高官，那就难说了。穷的县，可能只有几个，富的县，可能有几十个。
在宦官当道的时期，宦官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绕过正常的行政体系，给地方安插多余的官员。因为他们的行为，往往会受到正直文官的制止，他们想要通过正常的途径安插官员，是非常困难的，于是，“使职差遣”就成了最好的借口，尤其是涉及到有油水的地方，更是泛滥成灾。
这些官员不学无术，yy好色，只知道拼命的为宦官搜刮钱财，鱼肉百姓，真的是一点正经事都不做。伟人曾经说，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这句话在唐末要倒过来说：“做一件坏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坏事。”但是，不少的冗余官员，的的确确就是一辈子都做坏事的，所以黄巢起义才会入井喷一般，席卷全国。
因此，新帝国首先要规定的，就是严禁这种现象的发生。
凡是没有列入正规编制的官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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