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广州这个敏感的话题。
唐朝海上丝路的兴起与繁荣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很强的时代背景的，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注定了海上贸易的繁华，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陆上丝绸之路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无法满足东西贸易交往的需要。
首先，陆上贸易很易受到社会政治形势的影响。唐朝中期以后，中亚地区被土尔其等民族控制，高仙芝战败于恒罗斯城，唐朝的势力就完全退出了这一地区。“安史之乱”之后，黄河流域历经战乱，民生凋敝，生产力严重下降，即使西域通道重新打通，也没有足够的货物进行贸易了。
陆上丝绸之路阻塞，此后日益衰落，慢慢就销声匿迹了，到刘晏整顿财政的时候，已经压根儿不提路上丝绸之路。其他国家也深受这一问题的困扰，亟盼开辟海上路线进行贸易。罗马帝国为了摆脱安息对陆上丝绸之路的控制，曾于东汉时期试图开辟到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例证。
其次，陆上交通受自然条件限制严重。路途遥远，环境、气候恶劣，运输工具单一，再加上所运送物品对自然条件依赖较严重，使得陆上交通日益被人舍弃。海运的出现则较好的解决了上述问题，并有很多陆路所不及的优点，所以海路日益兴盛，并最终取代了陆路，成为主要的运输途径。
唐时经济的繁荣，成为海上贸易发展的基石。唐中期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全面繁荣，政治、经济、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海上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中期以后，北方衰败，经济重心南移，加上南方多良港，使得对外贸易多取道海路，客观上也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发展。
唐朝时实行鼓励和保护外商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各国商人的热情。太和八年（834年），唐文宗曾下达谕令：“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恩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仁其来往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唐律疏议名例》中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可见，唐朝对待外商的宽容与开明。
为了便于对海外贸易进行管理，唐朝专门设置了掌管海上对外贸易的“市舶司”，“掌蕃货海舶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其职责包括：检查入港货物；征税；收买、出售、保管及运输专卖品及其他船货；核发出国贸易公据……其职能相当于现代的海关。市舶司的设立加强了唐朝对海外贸易的管理，使海上交往置于政府的保护之下，这种制度性保证是前代所没有的，并被后世所广泛采用。
唐代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使得大规模的海运成为可能，客观上也促进了海上丝路的兴起。据载，颇得皇帝宠遇的刘晏，曾在扬子县（今江苏仪征）设置10个官府造船工场，造船2000艘以供内河航运，足见唐朝造船业之盛。唐代制造的远洋船只，大的长20余丈，可载客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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